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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邓小南 历史学是一门启人心智的学问。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诱导我们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应该说，正是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 也正是历史学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 “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 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 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 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瞭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 开始。 一 就历史学而言，材料（史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他也回应了何谓“史料”的 问题，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1对于 “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调度能力，无疑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 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当年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 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正体现着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学人，颇由于议题 难寻、材料匮乏而感觉困扰。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 史材料。 所谓不断开拓，首先是对于新材料的开掘与运用。“新材料”中的一类，是诸如甲骨文、 简帛、出土文书、内阁档案等新发现的材料，前辈学者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与期待。陈寅恪 先生在《敦煌劫馀录序》中说: “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 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 入流。” 这些新材料，不仅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与缺失，更促使着新问题的产生，决定着新的 回应方式，影响着其后史学发展的路径。 这类新材料的发现，未必能够随即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商务印书馆 1947 年，54—55 页。 1 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 2 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类，则是尽管长期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边缘材料”。这类材料 从人们视而不见的背景下“涌现”出来，更是依赖于“问题”意识带动下的新视角和新眼光。 社会史领域的学者们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 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字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传统文献之外的档 案、墓志碑铭、方志舆图、宗教典籍、医书、笔记小说、诗词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等）， 又包括对于各类实物、图像、出土材料、考古遗迹乃至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等） 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字资料的互补和互证。 材料出“新”，有赖于眼光的“新”。敦煌文书的学术价值，绝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 能够揭示；内阁大库档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着不同学术眼光之间的差距与更迭；如果没有 傅斯年、陈寅恪和李济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观，没有他们心目中新的史学追求与问题关怀， 3 殷墟发掘也不可能具备“近代”之意义 。 新材料可以带动新议题，但有些领域不够幸运，没有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 系的新史料发现，这就更加有赖于传统史料的再研读。严耕望先生曾经说：“新的稀有难得 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看 4 黄永年先生在谈及治学经验时也 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 说，他从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现，而是继承了陈寅恪、顾颉刚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撰写 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习见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