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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教学中的“低效”问题 胡壮麟 北京大学英语系 今年三月，在南京召开的一次英语教学研讨会上，据说一位负责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教授在会上放了炮。我碰巧因事不在会场，从朋友处得知，这位教授对来自一些渠道的言论很不满意，这些言论认为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化时间不少，效果不好，这是从事英语教学的老师改革不够得力所致。这位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不该由老师负责。我不了解他具体的论点，但我对他的愤慨深表同情。因为我对“低效”问题一直有自己的认识。 1. 导致听说能力“低效”的原因有关外语教学化时多，效率低的言论，我曾多次听到过。具体说，中国人英语学了好多年，张口能力却很差， 得了“聋哑病”。归根结蒂，这是外语老师素质差，思想保守，不肯积极采用先进的交际教学法。我想，具有这种表现的老师不能说没有，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但他们人数不多，不是主流。因此，如果说这些老师导致外语教学的低效，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各种外语教学大纲都早以交际教学法为指导。那么，所谓的“聋哑病”怎么成了不治之症？是否有其他根深蒂固的原因呢？我认为是有的。首先，我认为有的批评者未能区分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 EFL（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区别。虽然ESL 有不少理论和教学原则可为 EFL.所借鉴，但如果要EFL全面“克伦” ESL的全部理论和教学原则是不实际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的老师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教英语，我们的学生则是把英语作为外语，而不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譬如说，我国某些县、和大部分的乡镇小学的学生也许从未见过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怎么会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接受呢？他们跟谁去讲英语呢？即使在一些大城市里，大中小学生出了教室要用英语交际的机会终究要比生活在英美国家的机会少。即使英语专业的学生在老师引导下或自发开展“口语运动”，在校园内仍会经常受到外系学生不友好的眼光。如果有人要在公共汽车上表现一番或锻炼一下，也许还会惹些麻烦。这些说明，人们对英语的态度就是外语，不是第二语言。因此，在我国英语讲得好的，不少人有一些背景。解放前，往往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解放后，更多的是外语学校的学生或父母是外语教授；改革开放后，这些学生则与父母在国外工作学习有关。几天前，我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中学生口语演讲竞赛的决赛，名列前茅者都有随家长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埃及生活过多年的经历，个别没有出过国的优胜者也是从小在中央电视台或北外所举办的一些外语班熏陶出来的。拿ESL 的标准去要求EFL的学生，并认为他们患了聋哑病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和西方人在民族气质，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上的不同。尽管中国人也有善于交际的，性格外向的，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人一般比较文雅和内向，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外国专家上课，声调忽高忽低，姿势变换无穷，表情有声有色，我所接触的最好的最活泼的中国教员也望尘莫及。八十年代中，在一次英语教学会议上，有一所学校倡导交际教学法，准备了一些教学录象带，学生边看报，边讨论，但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报纸，使人怀疑这些学生在读报，不是在讨论。后来有位老师向大家介绍他们采用交际教学法的经验，也是闷头念稿，对自己的交际能力失去信心。再看看中国的师资情况。解放后，许多英语老师奉命改行教俄语，文化大革命后又奉命改回来教英语。多年不讲，这些老师怎么能张口讲流利的英语呢？他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学生讲流利的英语呢？其次，几年前，大学里的老师有不少只是本科毕业，中小学里有不少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即使今天，如果我们到一个大学去调查一下，教英语专业的只有少数具备博士学位，教大学英语的有少数具有硕士学位，可想而知。各学校有机会出国深造者为数更少。学历低的情况也可见之于一些大学聘请的外国教员，真正有博士学位的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英语师资队伍资历不够，但不能说，这些老师教英语的态度有问题，不想把学生教好。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当我念大学时，便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听BBC 或 VOA 就是偷听敌台。那时，要看原版的英语录制的电影几乎没有可能。那时，也不能随便和外国人交往。在文革后期，我带一批工农兵学员去广交会实习。有一次，一位外商问我一个展台的位置，我告诉他在楼上。这人刚走，外贸部一位政工干部立刻上来，要我向他汇报讲话内容，并警告我以后未经许可不能随便和外国人接触。作为老师，受此如此特殊待遇，我不得聋哑病，也只能“装聋作哑”了。如果说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作为凭。那么，2000年暑假我在承德参加一次某省与加拿大专家合办的小学英语老师培训班。开会前，当我们都杂等待加籍专家进入会场时，培训班组织者便向学员们宣布纪律，在休息时和会后不能和专家们随便交谈。可见，由“装聋作哑”而真的得了“聋哑病”，这能赖老师吗？2. 导致读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