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的嬗变与情感内核的变迁——从曹操《短歌行》到阮籍《咏怀诗》【毕业论文】.docVIP

本科毕业论文 （20 届） 政治思想的嬗变与情感内核的变迁——从曹操《短歌行》到阮籍《咏怀诗》 专业：历史学 [摘要]：建安风骨，是汉末建安年代曹魏集团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慷慨悲凉的风格；正始之音，则是指三国时魏齐王曹芳正始年代阮籍嵇康与何晏王弼等人创立的清峻超迈的哲学与文学风格。历来对建安文学向正始文学的转变，多从社会历史的背景去寻溯。本文主要试从曹操《短歌行》和阮籍《咏怀诗》文本出发，探索建安、正始时期文人政治思想和情感内核的变迁。 [关键词]：建安 正始 曹操《短歌行》 阮籍《咏怀诗》 政治思想与情感内核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是汉魏之际出现的两股文学思潮。汉末在动乱中崛起的曹魏集团，弘扬了汉末“党锢之祸”中兴起的人文精神，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作家饱经汉末战乱的忧患，在拯济苍生、建功立业的活动中，不免对人生悲剧有所深思，感慨良多，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这诸多慨叹，在风格上形成了“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特征，作品染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带有强烈的“苍凉悲壮，刚健劲朗”的美学意蕴。到了魏正始年间，随着曹魏集团内部司马氏一伙势力的强大和政治的黑暗，以阮籍嵇康等“七贤”、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文人一变建安风骨的英雄主义情调，从讴歌建功立业转向抒写内心孤独，形成了远大遥深、离形得神的文学追求。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的转变，说明文学思潮的演变受着外部环境的制约与文人主体的左右。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文人处境的变化 1、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主要指公元196年到220年。关于建安文学，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云：“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土，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明诗》篇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髻以骋世，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钾池范，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2] 所以，刘勰基本上是从“风”与“骨”的角度来肯定建安文学的。“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成为对建安文学特征的定评。建安文学作出高度评价的是稍晚于刘勰的钟嵘，他把“风力”与建安文学直接联系起来，并明确地提出了“建安风力”这一新的概念：“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3]从此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对的建安文学发展盛况也是极为推崇的。 汉末黄巾起义造成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时代。建安时期离东汉最后一次党锢之祸大概有三十年的时间，此时儒学走向全面式微，幸免于难的士人大多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官场，沦落民间，以求全身保命于乱世。建安文人中的优秀分子，如孔融、王粲、刘祯等“七子”就是这些沦落到民间的儒学之士或者他们的后代。再加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东汉政治中心的名存实亡，由于士人们和普通百姓一样经历了饥饿、灾荒，战乱导致的颠沛流离，牧守混战及其造成的生灵涂炭才能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建安时期文人作为一个集团第一次长期沦落民间，其结果便产生了后世文人赞叹不已的建安风骨。建安时期曹操、刘表等军阀广招人才，更激发了士人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个人的功名事业，都要经过智谋与力量的角逐去争取，于是个人的思想、才能、人格在这个时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承认和独立地位，时代创造的机遇挑战促使建安文人确立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建安初期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是诗经、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建安初期的文学作品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胸襟和气魄，是汉大赋所表现出来的“炎汉气象”的回光返照。 另一方面，曹操个人在建安时期文人地位提高的转变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曹魏集团是汉末动乱中崛起的地主阶级集团。这一集团具有自己特定的情绪与理想，建安文学反映了这种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在汉末动乱中，一些具有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人士登上政治舞台。曹操就是一个杰出代表。在他身上，实际上寄托着汉末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一些退隐的士大夫或郁勃难舒的官僚，从品评人物到议论国事，对时政提出尖锐批评，形成“清议”之风，这对东汉后期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出身于宦官家庭的曹操，袁绍骂他是“赘阉遗丑”。[4]他20岁步入政治舞台，想任职“洛阳令”，遭到官僚集团的阻挠，选部尚书梁鹄和京兆尹司马防推荐他任官职比令小的洛阳“北部尉”。可见，作为士人的曹操在汉末时期并未得到重视。建安二年后，曹操任丞相，独揽大权，他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深刻意识到“为国失贤则亡”。他求贤若渴，重视人才，也能在自己青年时期的经历中找到根源。 曹操不仅能够正确的使用人才，同样也十分爱惜人才。大将典韦战死沙场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