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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古代官员选任与管理研究 第一讲 中国古代科举选官制度述论 科举选官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它创始于隋唐，完备于宋，强化与明，到清末趋向衰落，直到1905年被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科举选官制度的创立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乃至社会风气等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开创了近代文官制之先河。然而，由于科举制度本身的缺陷，它对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一、科举选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科举制度是指封建王朝设立科目，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代趋向衰落，直到1905年被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之后，就一直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这一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各种规程日渐完备，可操作性越来越强。如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强盛、开放的王朝，科举制虽创始于隋，但这一传承了千余年的制度的整体框架和宏伟基业却在唐代奠定。 两宋针对唐代科举的诸多弊端，逐步完善科举制度的法规建设，如停罢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公荐”，排除公卿大臣对考试过程的干预，确立殿试制度；设同知贡举官，限制主考官的权利；实行锁院制度，推广别头试，对主考官和应试亲属加以限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和誊录，防止考官作弊等。 明代，科举考试成为最主要的选官途径。明代的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在南京、北京及各省省城举行的地方考试，又称乡闱或乙科，每三年一次，考期一般在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乡试分三场，发榜在九月，因正值桂花开放，所以乡试榜又称“桂榜”。乡试取中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又称礼闱或甲科，由礼部主持，考生必须是已经通过乡试的举人。会试在京城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又称会试为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因发榜正值杏花开放，所以又称“杏榜”。 会试也分三场；殿试在四月举行，名义上由皇帝主持，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只考策问一场，内容较简单，时间以一天为限。录取者统称进士，但名次又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殿试考中称“甲榜”，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金甲，也称金榜，中进士又称金榜题名。明清时期，凡通过乙榜中举之人，再通过甲榜中进士而做官的“叫两榜出身”，一身兼有解元、会元、状元的叫“连中三元”。 清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与明代相同。科举考试主要分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县试、府试、院试为初级考试，总称童试。清制规定：凡府、州、县学的学生通称生员，未取得生员资格者，无论年龄多大，都称童生。童生必须经过这样的初级考试，取得秀才资格后，方能参加乡试、会试和殿试。 明清两代以时文取士是当时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科举考试的最大弊端。所谓时文即八股文，是一种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义理，并限于一定格式、体裁、语言、字数的应考文章，它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使科举选士制度走进了死胡同。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年的发展，体现了这样的趋势：由科目众多、标准迥异发展到只有一个单一尺度的进士科；由注重多方面的才能发展到只注重单一的文才；由内容宽泛的诗赋之文逐步发展到仅用理学家特别是朱熹的学说阐述义理；经义之文的形式则由较为灵活的散文发展到颇为固定的八股文。 科举选官制度的积极影响: 首先，打破了“世卿世禄”和“九品中正制”的旧传统，而代之以富有活力的考试选士制度。这一制度严格奉行“三公原则”，即“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公正录取”。 其次，科举制度促使兴学重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自然也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发展。 宋代帝王崇文重学，以读书相号召。宋真宗写的《劝学歌》: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从，书中车马多如镞。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明清时，《安乐铭》中讲：“朱门多饿殍，白屋倒出公卿。顽石琢成美器，铁杵磨为秀针。趁着年轻力壮，不可虚度光阴”。 最后，科举制度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 自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大约进行过文科考试762次，武科考试500次左右。有姓名可考的文武状元共计812人，实际上当然不止此数，估计可达千人。至于文武进士当在10万以上，举人秀才更以百万计。这样庞大的人才库，无疑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无可估量的“财富”。 科举选官制度的弊端: 第一，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试、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致使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整日埋头苦读。许多读书人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不再关心国家的盛衰、人民的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