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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后上市股东权利保护制度创新初探 以司法救济为线索 蒋学跃 湖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股权分置改革 股东权 司法救济 　　内容提要: 股权分置改革后，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的分散性导致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更为严重，由此会形成经营者滥用权利阻挠股东行使其权利的现象。我国原有公司法中静态的制度设计必然显现出诸多缺省。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引入司法权对这种滥用权利行为进行规制。具体而言，在未来公司法中必须明确规定，股东可以直接请求法院及时制止经营者的违规行为、不通过股东大会而直接选任、解聘董事，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请求人民法院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等，新型股东权利。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我国上市公司中所存在的一股独大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与此并存的中小股东受到大股东压榨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股权的分散加剧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股东实际控制权的削弱，这就造成了股改后对股东权益的侵害由原来来自于大股东的，改变为主要来自于管理层的现实状况。同时管理层对于股东权益的侵害还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形势与特点，如具有极大隐蔽性，以及主要局限于内部治理方面，这就使得现有的公司法与证券法中传统的救济措施暴露出了诸多的不足。例如，在管理层进行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时，如果依据传统的公司法中的股东诉讼措施，也只能是事后措施，即使当事人胜诉也很难挽回已经造成的巨大损失。为此，探讨新的股权结构下股东权益的保护制度，成为当前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股东权益的保护涉及内容非常广泛，限于篇幅，本文有意忽略公司治理的静态权利设计与制衡，而主要集中于程序方面的动态救济方面的问题，即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救济的具体制度设计与创新。同时，由于股东诉讼是传统公司法与证券法中的最为主要的救济方式，本文主要着眼于非诉方面的救济。 　　二、司法权的属性与股东权益救济 　　司法权是民事权利的最终保护程序，对于股东权利而言也同样适用，它在救济股东权益过程中具有了公平性、效率性的特点，是行政权利与自律性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具有天然的优势。公司法与证券法上所规定的静态权利结构与权利配置必须经由一定的程序才能转化为现实可行的权利，而司法程序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理性设计与纠纷解决制度，在股东权益保护中理应担当如此重任。 　　在一个宪政国家和民主社会中，任何纠纷最终都可以诉诸于司法予以解决，这可以说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进而言之，在公司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相关争议同样也是可以诉诸于司法寻求解决的。但是传统公司理论认为公司是一个自我调节、自我维持的“组织体”，公司自身运作的机制已经提供了良好的争议解决途径和手段。其次，基于公司事务的专业化，外部机构无法对内部的争议提供公平合理的解决结果。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传统公司法对于公司运作过程中的诸多争议都是留待于公司内部机构自己解决，相应地司法机关也是对公司内部纠纷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但是，公司的发展实践逐渐证明了传统公司理论的上述理论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种以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机关之间具有完全平等谈判地位与磋商能力的设想，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此外，即使是可以依靠内部提供争议解决手段和途径，并且可以达到争议的解决或者权益的维护，但是很多损害后果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从公司运营效率角度而言，更加需要一种外在的机构对公司运营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权益侵害行为进行及时矫正和救济。 　　但是，现代公司法倡导外部机构对公司内部争议进行矫正或者救济，并不是将这种方式无限推广到公司运营过程中的所有阶段和领域。相反，既然承认了公司的法人人格独立的理论，那么对于公司内部的非常态问题和争议更多地仍然留待于公司自我的运作机制去解决。如何确立这种干预的范围和界限，可能是现代公司法所面临的最主要的课题。从整体上而言，这种界限的划分，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效率和正义。具体而言，只有这种介入符合维护股东和公司相关利害人的最大利益，符合公司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能够避免公司运作中的道德风险的出现，就是合理的。由于这些因素的判断涉及很多方面，所以必须从理论上首先进行合理性的探讨，结合国外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考察。 　　三、股东享有向法院要求董事停止侵害的权利 　　在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的董事会利用其所控制的资源，比如其可以代表公司、公司承担其相关活动的费用等等方面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1根据我国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享有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的权利，但是那毕竟是事后救济，在有些案件中董事会以公司名义进行明目张胆的违法活动，如果任由其违法活动的进行，而不赋予股东任何救济措施，这难以符合法律正义的原则。那么在此情况下股东的最直接的救济就是请求法院要求董事停止相关的违法活动。 　　我们首先从我国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