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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模与企业绩效 ——以钢铁行业为例* 倪子靖 史晋川 摘要：本文利用DEA模型计算钢铁上市公司2000-2007年间的生产经营效率和规模效率，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tobit 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国家的钢铁行业规制政策对钢铁企业效率的影 响。结果表明，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强调提高行业集中度的钢铁行业规制政策明显保护中央控 股企业，限制中小钢铁企业发展；但是这些“扶大限小”的政策并没有在实质上提高大中型 钢铁企业的效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效率的提升。 关键字：钢铁行业，规模，政策，效率 一、问题的提出 钢铁工业是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钢铁工业在最近十几年 里迅速崛起。自 1996 年起，我国钢铁产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钢铁 产量增幅更是可观，均保持在 20 ％左右。除此之外，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也出现了明显的 变化：由 2000 年开始出现的下降趋势，到了 2004 年有了缓减，并且从 2005 年开始提高。 我国 1000 万吨、500 万吨的钢厂产量百分比也在逐年上升，100 万吨的小钢厂百分比在逐年 下降。同时，钢铁生产在工艺流程和钢厂结构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90 年我国钢铁行 业连铸比仅为 22.37 ％，十年之后，2000 年我国的钢铁行业连铸比为 82 ％，2003 年为 95.30 ① ％。 钢铁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政府对钢铁行业的规制也开始频繁起来。从 1999 年开 始，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行业进入性规制政策，涉及到产业布局，准入限制，产业结构 调整等。这些政策的目的主要是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禁止钢铁行业的重复建设。政策出台后， 促进了大型钢厂的产量，提高行业集中度，限制了中小钢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 2005 年《钢 铁产业发展政策》的出台，对构建大型钢铁企业的鼓励更是明显。 *倪子靖，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民营经济中心 416 （310027 ） 电话电子邮箱：andorani@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年鉴》1991 至 2006 年 1 学者们对钢铁行业政策褒贬不一，有些学者认为钢铁产业政策对钢铁产品提高技术含 量、增加行业集中度、提高行业竞争力有一定的促进。有些学者通过 2004-2007 年的月度数 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出 2005 年颁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对提高钢铁产品的技术含量有 显著作用。（耿嘉川，周晓曼, 2008 ））更多学者通过对钢铁产业组织的 SCP 模式、计量统计、 案例研究等分析我国钢铁集中度的政策导向和行业内的兼并重组情况，认为遵循钢铁产业政 策思路，形成钢铁产业的寡头竞争模式是钢铁市场的有效竞争组织模式，提高行业集中度， 形成沿海钢铁生产基地，可以我国使优势钢铁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的提升，并且宏观 政策的支持是钢铁业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重组并购是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的关键，有助于 钢铁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技术进步，规范钢铁行业秩序。（赵 昌旭, 2006，陶魄，王海燕, 2007，李拥军，仲海洋, 2008，梁冲，2008 ） 有些学者对钢铁政策的积极作用持有怀疑态度，他们主要从集中度和布局对结构优化的 影响、行业投资缺口、钢铁企业相对效率与规模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学者们认为： 1. 政策一直推动大型钢铁企业的成立和发展，而企业钢产量规模的扩大对企业生产经 营效率并没有影响。赵国杰，郝清民（2003 ），杨家兵，吴利华（2006 ），分别通过计算钢铁 企业不同年间的 DEA 效率，发现多数大钢铁公司 DEA 结果无效，而且是规模效益递减。 焦国华，江飞涛，陈舸（2007 ）计算了 2006 年大中型钢铁企业的 DEA 效率数据，并用截 面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大型和特大型钢铁企业相对中小企业而言并不具备显著的效率优势， 并且钢产量对生产经营效率并没有影响。韩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