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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研究新理论 费文绪/编译 ● 大米是一种主食，但是产量跟不上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所以科学家们雄心勃勃地立志要改变这种关键谷物的未来。 寻找水稻研究下一个大问题的研究者们必须处理各种障碍，包括令人吃惊的咸水鳄鱼。科学家认为生长在澳大利亚北部热带地区的大片野生稻蕴藏着改变游戏规则的基因，但它们周围也有一些讨人厌的同伴。“见到鳄鱼是有点紧张，”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位于布里斯班）植物遗传学家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y）坦承，他还是这所大学昆士兰农业和食品创新联盟的主席，“鳄鱼的存在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这种水稻的研究不足。” 对亨利和他的同事而言，澳大利亚的野生稻是一个潜在的宝库、一个古代遗传多样性的源头，可能是保护全世界的水稻庄稼免受碰巧是其最大天敌之一的真菌性病害的关键。亨利的研究团队在突破水稻研究的基本问题上并不是孤军奋战。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化肥的批量使用、杀菌剂的泛滥和其他创造更大更好水稻植株的传统方法，都是上个世纪的落后做法了。“我们需要另一场绿色革命来满足粮食需求。”位于堪培拉附近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组织（CSIRO）的植物生理学家罗伯特·弗尔班克（Robert Furbank）说。 这些水稻研究者不只是在呼吁绿色革命，还在身体力行发起一场革命。他们正在把遗传学、生物信息学、植物生理学甚至进化论的工具应用到这项工作中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植物遗传学家阿兰·古德（Allen Good）说，他们正在思考天马行空的科学，打赌高风险的研究会不会得到回报，如果得到回报，那么就将是革命性的。 现在绝对是产生伟大想法的时代。水稻是世界主粮，但是产量要跟上人口增长很费劲。农业系统本身处于危机中；气候科学家警告，地球天气系统的变化将会使得干净的水——这是水稻的生命物质——日益稀缺。海平面的上升已经提高了世界上最肥沃的水稻种植区——亚洲河流三角洲的含盐量，而盐度过高会杀死水稻。在这些压力之上雪上加霜的事实是，全世界的农业用地正以极快的速度被转变为住宅或工业用地。 正如弗尔班克所指出的，科学以前就已经出手相救了。第一次绿色革命——概念上认为是由已故美国植物科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和印度水稻遗传学家、斯瓦米纳坦研究基金会创始人M· S·斯瓦米纳坦（M. S. Swaminathan）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最初推动的——通过选择性育种诸如植株大小和生产力等有用特性，产生更高产的水稻植株。与推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农民培训项目的公共政策以及人造氮肥的广泛应用一起，改良后的植株使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麦和水稻产量翻了一倍。 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田野和沼泽地，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解决水稻研究的重大挑战：利用太阳能的新方法；帮助水稻摆脱化肥依赖、养活自己的新技术；显著改善对严重疾病的抵抗力。 光合作用的转变 这个伟大想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几杯啤酒。当时，澳大利亚科学家哈尔·哈奇（Hal Hatch）和罗杰·斯莱克（Roger Slack）双双受雇于布里斯班殖民制糖公司的实验室。两人在酒吧里的闲聊转到了一个两人都好奇的问题上：甘蔗工厂是如何生产和储存这么多糖的？在研究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时，他们完成了植物科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C4光合途径。这是甘蔗和几乎五分之一的所有植物物种把从空气中摄入的无机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化合物——糖的方法（参见“光合作用变量”）。 C4光合途径比另一种哈奇和斯莱克所熟知的C3光合途径更高效——因为它在固定二氧化碳时浪费更少的光能。作为附加的好处，C4植物在推动这个光合过程中需要更少的水和氮。简而言之，C4植物所需资源更少而做得更多。后来在其他谷类植物中也发现了C4光合途径，包括玉米、小米和高粱，但是没有水稻。 科学家们推断，如果他们能把C3水稻转变为C4水稻，水稻的产量将会提高，并且生产更具可持续性，即使是在更炎热干燥、更拥挤的世界里。总部设在菲律宾洛斯巴诺斯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的国际C4水稻联盟（ICRC）估计，与目前的C3作物使用等量的水和化肥的情况下，这种升级后的超级水稻的产量能显著提高30%～50%。 正如IRRI应用光合作用和系统建模实验室前主管、研究所的C4项目创始人约翰·希伊（John Sheehy）在2013年指出的，在过去6 000万年生长在这个星球的温暖、半干旱地区的植物的进化过程中，从C3到C4的转变就发生了若干次。因为水稻能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茁壮成长，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候选者。希伊指出，他们是在模仿自然界，而不是从头开始发明某个新东西。 不过这仍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由于C4光合作用有很多相关的复杂变化，将这一转变定义为生物学在21世纪的重大挑战之一，也并非轻描淡写，”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莎拉·考弗孝夫（Sarah Co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