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优化柯布生产函数的北京市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政策研究.docVIP

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优化柯布生产函数的北京市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政策研究 　　摘要：通过优化的柯布生产函数理论，根据北京市1981-2012年历史数据，分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民间投资的拉动效果大于政府投资，同时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促进作用。基于此结论，提出当前形势下，北京市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24；F830.59 　　一、引言 　　2010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北京市经济也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进行转变。从最能体现经济运行的GDP指标看，三季度增长率下滑至7.7%，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接近政府调控底线；并且内生动力不足，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增速虽然在下半年企稳，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9月，同比增长10.2%、12.1%、9.2%、7.3%、7.4%、7.8%、7.8%、8.2%）；消费增长虽然在下半年止跌趋稳，但相比去年，增幅下降明显（3～9月，同比增长7.8%、11.9%、5.6%、7.4%、9.7%、7.1%、8.0%，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下降2.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呈重心下移的态势（2～9月，出口同比增长11.90%、1.40%、9.90%、9.88%、2.90%、6.39%、7.50%、5.77%）。在此情况下，为确保社会稳定，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实现稳增长。从北京市经济特点看，消费对GDP贡献率最大，平均超过70%，但其主体是市民，刺激政策见效慢，作用不显著，投资就成为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当前我们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政策的制定就成为重中之重。本文从经济增长模型入手，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优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历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到北京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行业，并且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如阿肖尔 （Aschauer；1994）以西方7国的数据为基础，认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民间投资[1]；Khan等学者 （1990）以24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大于政府投资[2]；Fisher和Turnovsky（1998）发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能促进经济的增长[3]； Nader和Migue（1997）通过研究墨西哥的历史投资数据，发现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4]。 　　国内对此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定性的方法，从民间投资的特点出发，定性分析促使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议，如田剑英 （2002）[5]、孟耀（2004）[6]、丁松林（2003）[7]等。二是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模型，如梁毅华（2011）[8]、郭卫东（2011）[9]、陈真玲（2010）[10]、韩学广（2012）[11]等。三是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钞小静（2008）[12]、方俊智（2011）[13]等。 　　从结果看，钞小静 （2008）等学者认为，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具有促进作用。陈真玲（2010）等学者认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都将促进经济增长，但政府投资的效果小于民间投资。陈献（2009）[14]、曹建海（2006）[15]等认为政府投资的效果大于民间投资。 　　三、模型的建立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Q为索洛余值，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作用，L为人口，I为资本。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该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存在缺陷。20世纪80年代后，新增长理论逐渐发展，将不同因素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内生进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部分学者强调发展研究是经济刺激的产物，也就是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基本模型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为资本，A为发展研究。 　　考虑到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则模型变形为： 　　其中Y为经济增长，L为人口，Ig为政府资本，Is为社会资本，A为发展研究。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生产函数，被用来描述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本文假定政府资本、民间资本、人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