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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给“经济人”赋予更多人性？ 　　摘要：人们的效用满足不仅取决于物质方面，还包括人们心理和精神方面。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仅重视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是不够的，实际上，“经济人”还必须关注人们的心理、幸福、道德等多层面的感受，只有这样“经济人”才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就是说，“经济人”不仅要关注物本利益，还应更多关注人本方面的追求。物本经济强调金钱价值，重视物质利益胜过其他，但忽视人类的自由和福祉，这与人类的全面发展是不相容的。人本经济是在注重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多的关注人们的幸福、自由、快乐和情感，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不能或缺的。基于这种逻辑，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人类假设是更为合理和科学的。 　　关键词：经济人；物本经济；人本经济；广义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1?0012?07 　　我们知道，经济活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人们的意愿和选择、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和文化的调节及道德上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也不仅仅只包含经济利益，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当然，毫无疑问在人类各种利益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利益是经济利益。人类各种利益是互相联系和互相支撑的。在现实生活中只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可不行，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单独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反映出市场运行秩序的内在道德原则。 　　一、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经济人”假设存在瑕疵？ 　　经济学是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如经济学鼻祖斯密在1751至1763年分别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他还先于《国富论》，而在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虽然《道德情操论》没有《国富论》名气大，但很多人都把这本书并称为斯密思想的代表作。其实看过这两本书的人都知道，这两本书在逻辑上也是互相关联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同一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利（samuelRomilly）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所以，可以认为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济学是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可以认为，一直到18世纪，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是纠集在一起的，它们都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的、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而忽略了伦理方面。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学分析奠基时说道，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思路，一是“工具理性”，即通过理性人的假设，演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原因；二是进化论的思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不通过“理性人”假设，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他最后认为，经济认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描述阶段，否则就不可能是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科学。施蒂格勒对经济学中的要求重视伦理价值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说：“当自利与伦理价值的口头忠诚发生冲突时，如果让我来预测关于行为的系统与广泛的试验结果，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利理论（我沿着亚当?斯密的思路解释）将会获胜。”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上，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在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施蒂格勒，1981）。 　　对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打击最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西蒙对“理性经济人”学说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在其一系列文章中他批评指出，这种无所不能和全智全能的理性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比牙山神模式”，它对于个人完全理性的假定，与现实中人类的实际理性和可能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剩下的不过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西蒙，1947）。他强调，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对人类完全理性的崇尚应该让位于更符合实际的人类“有限理性”。经济人之所以是理性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很难对每一个措施将要成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并且人们在决策时所拥有的信息也是非常不完全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依靠主观的判断和个人习惯进行决策。西蒙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草垛上零星的分布着一些针，人们要在草垛上找出一把最锋利的针必须把所有的针都找出来，并进行比较才可以得到。但如果找到一个适合的针就可以的情况下，人们一定会放弃找出那把最锋利的那把针的努力。此时，人们所依据的就是有限理性。他明确指出，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信息的不完全和对结果预测的不确定性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