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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深情系乡民 静穆诗意萦乡梦 　　摘 要：鲁迅和沈从文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大家，在乡土小说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开中国乡土小说之先河，沈从文则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新领域。从“未庄”千疮百孔的丑陋，到“湘西”人性化的美好，无论是文化批判与启蒙主题，还是人性关照与诗意审美，鲁迅与沈从文都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精神脉络。从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的文学理想、审美意蕴、艺术表达、语言风格四个方面的比较中窥见鲁迅主“理”，沈从文主“情”；鲁迅重写实，沈从文重写意；鲁迅立足于现实主义，沈从文立足于浪漫主义的迥异创作风格，并从中比较出在对中国问题的体验认识上，鲁迅与沈从文以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透视乡土中国，解读乡土文化。他们走的路虽然不同，但爱国之心、忧国之情同出一脉，“改造国民性”与“重塑民族品格”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乡土小说；文学理想；审美意蕴；艺术表达；语言风格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264-05 　　鲁迅曾经说过，乡土小说是一些“侨寓在外而写自己的故乡”[1]的作家们的作品。这样看来，《呐喊》和《彷徨》所收集的基本上都是与乡土有关的小说。他的乡土小说以宏大的史诗性力量和深邃的启蒙文化视角点出时代的眼睛，写出国人的灵魂，在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社会体验中闪烁出理性的光辉，在阴郁的底色和深沉的批判中使小说艺术和中国的社会改造、民族灵魂改造结合起来。如果说鲁迅的乡土小说是从启蒙的角度认识乡村社会和文化的结果，那么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则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及对民间文化内容的认同。在这里，同是写故乡，沈从文以湘西本土的乡俗民风、人事人情为题材谱写的一曲曲人性美的颂歌，展示出与都市社会迥异的人生图景，肯定文化传统中的美好。于是乡村世界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二是它的纯朴、恬静、自然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鲁迅的乡土小说总是饱含着理性的批判，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则被看成一首诗意盎然的田园牧歌。鲁迅再现现实的黑暗惨烈、人性的泯灭，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则钟情梦幻的诗意，人性的优美鲜活，以找回重塑民族品格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希望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来唤醒民众，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与沈从文在崇尚道德，重视乡土人情的湘西文化中发现重塑民族品格民族文化的希望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文学理想：国民性的批判与民族品格的重塑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内忧外患、民族贫弱，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心灵投向了广袤的乡村大地。 　　鲁迅的小说，是“五四”以来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呐喊，它真正深刻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尤其是乡土小说。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最早站在农民立场上，把他们放在小说主人公位置上的作家之一。著名文学史家王瑶曾明确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鲁迅是第一人。”[2] “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倡导者钱谷融也认为：“农民问题是鲁迅注意的中心，他把最多的篇幅，最大的关注和最深的同情给予农民。”[3] 确实，终其一生，鲁迅对于占一个民族绝大多数的乡村农民的关注如此热烈、持久、执着而又高屋建瓴、具体入微。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鲁迅尽管一生都基本上生活在精英文化阶层中，但他的一颗心却始终牵系着常常被一般知识界所遗忘的广大乡村世界，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赤子情怀促使他始终感应着占这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广大乡村人的痛苦、悲欢与生死，始终把他们作为全体中国人生存质量与精神标准的试金石。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未经充分开发与充分言说的菁芜并存善恶交织且又充满神秘气氛的广大乡村世界，是构成鲁迅精神内部巨大冲突与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对都市社会与文化主潮进行质疑与批判的丰富资源和动力之一。三十年代，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这样的话语折射出鲁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知识者的理性让他自觉肩负起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重任。鲁迅是满怀着对传统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的理想弃医从文投身新文学运动的，当他将忧郁伤感的目光投向多灾多难的古老大地，看到的却是乡土中国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和在这样的环境中世代挣扎求生的古国子民心理精神的日趋蜕变。由此，鲁迅将揭示民族精神病态和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坚持到了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领域，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立足点。于是1918年5月的《狂人日记》犹如一声春雷，振聋发聩，成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