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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外部控制及其反思 　　摘要：在国际刑事诉讼中，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外部控制不可或缺，而单纯的外部控制却凸显范围有限、效果不佳、成本高昂等局限与不足。与单纯的外部控制相比，内部控制具有主动性、自律性的特点，且这种内部监督和控制的限度还与国际刑事法治的境界相契合。在当前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广泛存在且业已渗入非缔约国司法领域的情况下，只有将基于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指导下的双重控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防范裁量权滥用，促进实现裁量正义，保证国际刑事诉讼中检察官裁量权的公正行使。 　　关键词：起诉裁量权；外部控制；内部控制；裁量权改革；监督制约 　　中图分类号：DF979 　　文献标识码：A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刑事诉讼中，检察官都发挥着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尤其作为国际司法机制启动者的检察官更是如此。然而，国际检察官在起诉方面的巨大权力令不少国家顾虑重重，其起诉裁量权的滥用现象在实践中依然存在，且随着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拓展，非缔约国对这种权力消极作用的担忧日益加重。继首例关涉非缔约国的“苏丹总统案”与检察官自行启动的“肯尼亚诉案”之后，检察官诉穆阿迈尔·卡扎菲等人的“利比亚总统案”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切实解决起诉裁量权的控制和约束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制约这种权力以实现裁量正义，就成为当前国际刑事法治建设的一大难题。鉴于单纯的外部控制远不能满足治理其滥用的现实需求，当下理性呼唤内部控制的声音逐渐增多，但它究竟能否担起重任，发挥促进裁量正义与防范权力滥用的有益补充作用呢？面对起诉裁量权频频入侵的潜在危机，中国将采取怎样的和平对策来捍卫其司法主权？这些问题都需要谨慎分析与思考。 　　检察官在国际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内外兼修、双重控制”对其权力的正当行使具有必要性和实践性。本文在反思国际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外部控制问题的基础上，拟寻求弥补其不足的内部控制方案，以期对合理调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切实维护国际刑事法治以及有力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有所裨益与启迪。 　　一、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外部控制 　　起诉裁量权作为检察官的核心权力之一，专指检察官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对于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犯罪案件，依法享有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选择起诉与否的权力。依《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裁量“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从而起诉裁量权须由检察官在法定范围内，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行使。基于此，在国际刑事诉讼中，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外部控制不可或缺。这里的外部控制，限于非由检察官组织施加的、规范检察官外在行为的监督制约，与作为其自我约束和自身监督的内部控制相对。从现实主义的立场看待或审视其外部控制体系，除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之外，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也是对检察官从外部施加的主要控制力量和规范依据。 　　（一）立法控制 　　国际立法对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控制，素为现代国际刑事法的一项基本议题，蕴含着国际立法机关对其权力的某种关切。一般来说，国际刑法对起诉裁量权的立法控制，通过确认其在国际刑事诉讼中的范围、明确自由裁量的边界与规范其运行过程来实现。 　　1 确立起诉裁量权的基本范围 　　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必须依据立法的明确授权，该原理延续了西方有关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逻辑，据此，检察官公权行使的正当性之一，即在于国际立法的明确授权。 　　从国际司法机构的检察制度来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与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性刑事法庭的起诉工作均由检察官独立负责，严格依照法定的授权范围和目的行使裁量权。作为法律渊源的《宪章》、《规约》、《程序与证据规则》已表明，只能依法起诉战争罪行的首要战犯、“1991年1月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的人”，或者基于补充性原则，起诉2002年7月1日以来在已经批准或者加入《罗马规约》或者声称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实施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最严重罪行者，等等。据此，检察官可根据案情轻重、可受理性和证据多寡及其质量等因素，作出是否起诉、修改指控、撤回起诉等重要决定，亦可考虑被告人的认罪表示，决定是否采用作为起诉优先政策的辩诉交易。首例辩诉交易案发生于1995年，前南国际刑庭从司法经济的角度，允许检察官与被告Erdermov-ic在审前或审中进行谈判，以前者撤销起诉、降格起诉或不予起诉为条件，换取后者的认罪答辩，从此该项制度在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的实践中开始施行。可见，国际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范围甚为广泛，包括却不限于起诉与否、起诉罪名与数量、何时起诉和起诉对象等方面。但随着此项权力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扩展，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涉诉目标可能波及世界各国，尤其基于《罗马规约》第13条的安理会情势提交，对非缔约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引发热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