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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土地信托流转 促进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摘 要：土地信托流转是解决农村土地落荒，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其能够有效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聚合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所需的资本、技术、知识、劳动力、信息和资源，让农民更充分地分享改革成果，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在探讨土地信托流转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土地信托流转实践经验，根据信托行业特有的金融属性，构建了中国未来土地信托流转的可行模式，试图达到通过土地信托制度整合农业生产要素资源，推动土地的资产化和市场化。 　　关键词：土地制度改革；土地信托流转；信托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036-05 　　收稿日期：2013-09-29 　　作者简介：汪超（1987-），男，重庆垫江人，硕士，从事宏观调控、财税体制改革、土地信托流转研究。 　　引言 　　近代中国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制度变迁，其中包括两次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一次诱致性制度变迁。（1）土地改革时期（1949—1955年），政府立法强制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即农民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2）互助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时期（1955—1978年），国家加速改造小农经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使用；（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以后，由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起并在全国普及的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成为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三次土地制度变迁都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李晓明（2006）研究表明：GDP增长率在土地改革时期、互助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分别为1.14%、2.12%和16.78%，与此对应农民纯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13%、1.61%和19.63%。 　　由此可见，三次土地制度变迁虽然都促进了农业GDP 和农民纯收入的增长，但影响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前两次土地制度变迁属政府强制行为，是鉴于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的特殊选择，因此制度效果有限。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则是农民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自发选择的结果，因而能够充分体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土地产权关系做出了调整，责、权、利实现了基本一致，形成了农业经营中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避免了外部性损失，不失为农业经营制度中的好形式，具有某种程度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相对下降，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其他行业，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锐减，部分地区出现较严重的土地抛荒现象。此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现实运行中也出现了土地经营细碎化，农户土地分散、零碎，小规模的家庭农业难以利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土地被限制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狭小范围，难以实现由土地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来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等一系列问题。 　　针对出现的农业经济问题，理论界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家庭承包制虽然对土地产权关系以及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并未触及土地产权关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存在产权主体不清晰、内涵不具体的问题。因而部分学者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化，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和集中，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但由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决策层在土地私有化问题上一直持谨慎态度，因为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具有三重职能。一是基本生产资料的职能，即使用者或所有者将其作为基本的维持生计和获取收入的手段。二是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职能，即土地可以在特殊的时期和特定环境下，发挥对其所有者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职能。三是财产职能。土地作为一种财产，尽管不像其他生产性资产那样，在地理位置上可以自由移动，且其作用的发挥也不得不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但其作为财产的各种权益却是可以分割、流转和交易的。在中国，土地所体现的第一位职能是其基本生产资料职能，第二位职能是其肩负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职能，这一点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无法覆盖所有农村居民的情况下，显得格外重要。 　　因而在不推行土地产权私有化、充分发挥土地社会保障职能的基础上，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经营，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成为理论界深入探讨的话题。所有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都呼吁一种新的与之对应的土地制度的出现。 　　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必须流动，并且在城市和农村需建立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而具备独特金融特征与灵活资金运用方式的信托制度，作为一种集成、分享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可以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上构建一个集合平台，在这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