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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拾得人以报酬是提升美德的制度安排 　　不管市场经济教给我们多少崇尚经济实惠的观念，人们对一些传统美德还是保留了景仰对待的态度，以致当某些法律规定触及这些传统美德时，每每会遇到认真的审视。几年前，学者们的物权法建议稿提出遗失物拾得人有权获得报酬，一时引得议论纷起。反对者忧心忡忡，认为该项制度建议有悖拾金不昧之传统美德，会导致世风日下;赞成者坦言相向，认为该项制度符合现实，法律规范不是为圣人而是为凡人制定。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物权法草案，规定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有权获得保管费或报酬，又使前议再起。这说明追求经济利益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在观念中对美德的坚守，并时常抽出空来对法律进行一番道德评价。法律固然与道德有区别，但如果以此为由而忽略了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实际上会损害法律本身的健全。一个经不起道德审视甚至与道德准则相悖的法律规范，难以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并因此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只有获得普遍道德肯定的法律规范，才能期望大家自觉遵守。 　　单从经济效果来看，给拾得人以报酬确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从多数人愿意追求经济利益的假定出发，一个可以获得报酬的行为总是人们更愿意实施的行为，给某种行为以报酬能有效地激励这种行为的增加。由此可推论，当法律规定拾得人归还遗失物时可以获得报酬，会鼓励更多的拾得人将他人遗失物主动归还失主，失主寻回遗失物的概率将大为增加。失主虽然要向拾得人支付一定报酬，但却以此换来全部财物失而复得，显然失主恢复的利益大于为此支付的成本。当然，法理上对这一制度还可以给予更为深入的说明，诸如，拾得人保管遗失物要支付保管费用，寻找失主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若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损毁遗失物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只有给拾得人以报酬才是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制度安排。但是，这些解释并没有打消人们对这一制度的道德疑虑，而以“法律规范为凡人制定说”来作为这一制度的道德支撑，则未免有些底气不足。人大常委会的物权法草案之所以规定拾得人在失主悬赏时才有权获得报酬、除此之外则只能获得保管费，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坚持拾得人有权获得报酬的制度主张，或许能够从一个字面上的分析得到支持。“昧”者，“隐藏”也。所谓“拾金不昧”，是指捡拾到他人之物，无论其多么贵重，也一定要告诉失主、还给失主。当法律规定拾得人有报酬请求权时，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前提，就是要将拾得遗失物的情形告诉失主，并且表示要还给失主。可见，拾得人获取报酬的前提就是要拾金不昧，或者说，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只有在其拾金不昧时才得以提出，法律规定拾得人有权获得报酬其实是一个坚守拾金不昧美德前提下的制度安排。说到这里，可想而知会遭到的反驳就是：传统道德中的拾金不昧，是指将遗失物无偿地还给失主，拾得人要获取报酬就不是传统道德上的拾金不昧。看来，问题的讨论层面并不在于拾金不昧，而在于拾金不昧之后是否应索取报酬。或许也可以说，问题的争点其实在于：有偿的拾金不昧和无偿的拾金不昧，哪一个更合乎美德，哪一个更值得法律肯定。 　　以无偿归还遗失物作为拾金不昧的构成要件，实在不知出于何典。但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以及从中对道德规范的感知来看，似乎传统道德规范就是要求我们拾金不昧后不要索取报酬，否则，不仅归还遗失物的行为不算拾金不昧，甚至反会遭到贬低性的道德评价，如见钱眼开、借机勒索等等。有偿无偿究竟与道德水准是否相关并可否作为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真是一个久挥不去的道德疑云。曾有一支拥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坚持利用星期天进行便民服务，到市场上为市民无偿修车补锅、掌鞋缝衣，此种规律性活动导致大批市民一到星期天就涌入市场接受部队的无偿服务，以致那些从事有偿服务的手工业者客源大减、生意清淡。最后，那些手工业者将部队告到工商局，声言部队搞不正当竞争，理由是无偿提供服务显然比低于成本提供服务更损害小手工业者们的竞争力。当然，部队的行为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因为他们没有营利动机，没有排斥竞争者的目的，而且他们的无偿行为具有良好的道德动机。但这件事却促使我们思考一些问题：无偿行为的动机与效果是否总是统一;那些获得他人服务而不付出代价的行为，是否也应纳入道德评价的对象范畴;对于那些更喜欢得到别人无偿贡献的人，是否也应当给予一些道德评价。回到有关拾得人归还遗失物的场合，在称赞无偿行为合乎美德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反向思考一下：如果拾得人不要报酬而归还遗失物的无偿行为合乎美德，那么失主不给报酬而受领遗失物的无偿行为是否也合乎美德?道德规范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应当对社会关系的双方予以同等对待，而我们的传统道德往往只对社会关系中一方做出片面要求，却忽略在同一情形中对另一方行为的道德要求。拾得人归还遗失物时，已经为失主利益作了贡献，已经为一个具体经济秩序的恢复作了贡献，还已经为拾金不昧美德的坚守作了贡献。但是，我们的道德为什么还要对这样的拾得人施加道德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