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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价值选择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 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证据规则，该规则突出反映了法律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中的价值选择。各国对该规则采取不同的适用模式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而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适用模式和设置程序也应当以价值选择为基础。本文通过对该规则进行价值分析，旨在为我国建立兼顾平衡各种价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理论研究。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 证据规则 保障人权 程序正义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7-026-03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刑事诉讼中发生了“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聂树斌案”等多件重大的错案，追究原因都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相关，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保障人权、维护程序正义成为刑事诉讼亟待重视的法律价值。刑事诉讼资源和司法认知的局限性使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存在冲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刑事诉讼立法领域必须以价值选择为基础，并且结合我国国情来确立适用模式与程序，才能实现保障人权的最终目的。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价值冲突 　　法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庞大的系统，其中，国家安全、公民自由、公平是法律价值体系中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论，国家安全主要体现于控制犯罪，而公民的自由则主要体现于人权保障。 立法活动是在对多种冲突价值进行选择取舍基础上的活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独立的证据规则，其独立性使得该规则与刑事诉讼的立法价值取向和目标不一致，甚至存在价值冲突，对这种价值冲突的选择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模式。 　　（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冲突 　　二战前，刑事诉讼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治打击犯罪，取证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案件真相，通过刑罚遏制犯罪活动。侦查机关的国家公权力不受限制，取证行为可以通过一切手段收集证据。二战结束后，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联合国和许多国家纷纷在立法中加以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的价值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和对社会公民的人权保护两个方面，首先该规则限制了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对取证手段、方式非法的证据不予采纳，使得非法取证丧失了利益，从根本动机上防止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命权、人身权等公民权利不受非法取证的侵害。其次，整个社会公民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实际上是在保护将来的自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刑事诉讼摆脱了依附于刑法的工具主义，具备了民主、保障人权、正义等法律价值。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人权是以牺牲严厉打击犯罪为代价实现的。本杰明·卡多左法官所说，规则确立的后果是“只因为警察的错误就让罪犯逍遥法外，…使这些人通过警察的错误使自己逃避了处罚。”过分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机关进行过多的限制，不但使得警察取证束手束脚，而且放纵了犯罪分子，造成社会不稳定，这也是各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初期面临的犯罪现象滋生的社会问题。因此，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权的冲突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面临的价值选择。 　　（二）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 　　判断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有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为标准。实体真实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包括：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对犯罪分子进行制裁，保证合法公民不受刑事处罚，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应当罪刑相符。德国学者亨克尔教授认为：“刑事程序是为寻找实体真实服务的。”程序正义要求“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允许以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及不计代价的方法来发现真实， 对于实体真实的追求必须受到程序的约束。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与实体法一样具有强制力，违反该法律规定应当对其违法性承担相应的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其目的是防止取证中非法手段、方法、程序，但是该规则的适用直接影响刑事诉讼实现实体正义。非法证据排除非法手段侦查获得的证据失去证据价值，体现了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但是大范围的排除违法证据有可能导致某些定案缺乏充分依据，而出现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裁判，不利于实现刑诉的实体正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冲突除此还体现为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冲突，排除非法证据限制非法取证手段提高了取证难度，从司法公正角度看是维护了司法秩序，树立司法正义与权威；但从司法效率看，取证活动的效率降低，取证成本提高。正如一句法律名言“迟来的正义非正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设置既要满足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又要考虑实际司法运行中的效率。 　　综上，非法证据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