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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困境 　　摘 要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排除程序中证明制度设置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对案件的定性。今年刚刚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的证明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在证明对象的界定，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设置上还缺乏有效的可操作性，本文立足于此，对证明制度实施中的一些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以保障人权为核心价值取向，兼顾比例原则，就进一步加强证明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了初步探索。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 证明对象 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 　　作者简介：蒋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278-03 　　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明制度设立的价值选择 　　诉讼程序中任何制度的设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价值选择与判断的过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自然要深刻反映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价值判断。价值目标不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明的重心指向也有差异。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文化及制度条件下，应当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结合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来构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制度。 　　（一）以保障人权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明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宪法无不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其根本宗旨，只有真实地保障社会主体的基本人权，宪法才具民主性、法治性与正当性。从我国现有的宪法规定来看，其内容基本都是围绕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而展开，是各部门法具体落实保障人们各项具体权利的纲领指导，任何其他法律都要以宪法为准则，不得与宪法相冲突。那么，刑事诉讼中的各项立法必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从这一点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明制度的构建以保障人权为核心价值取向有其最根本的法律依据。 　　不仅如此，从国际立法来看，广泛适用于具有不同诉讼观念与文化的各国家和地区的联合国的有关公约，为发挥其普适性，其基本都以最低限度的正义为其价值指引来增强其包容性。纵观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等国际公约，我们不难发现，其大都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根本价值准则来满足其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这一角度看，确立这样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有国际法依据的。 　　（二）兼顾比例原则，权衡个案中的利益冲突 　　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发生，都会面临各种不同利益价值间的冲突与选择。不管哪一案件，从保障人权角度出发进行刑事司法，都有其合法性基础。但司法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遵循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上，我们也要兼顾比例原则，综合权衡个案中的利益价值冲突，以照应其合理性。比如，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用暴力等极不人道的行为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所获取的口供不管是真是假，哪怕是有让罪犯逃脱的危险，这种非法证据也不能使用，因为其侵犯了宪法性基本人权保障中的最底层要求。但如果获取的证据仅存一般违法性，排除这一证据将会使公诉利益受到极大削弱，甚至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再正常进行公诉程序的，就必须对非法证据综合权衡后有限排除。因为绝对排除从微观来看，会导致一些案件中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迟延和无效，进而对不法取证行为惩罚的不利转而由无辜者承担。从宏观来看，“如果人们发现法院仅仅因为获得证据的方式的不适当而对可靠的证据忽略不计，尤其是在这样做将会导致对犯有严重反社会罪行的人作出无罪判决的情形下，人们对法院的普遍尊崇肯定会遭受损害。” 　　基于此，在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要求基础上，我们要适当兼顾比例原则，照应案件审理的合理性要求，实现案件审理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二、非法证据排除中证明制度的实施困境 　　（一）证明对象不清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哪些证据属于非法证据，也即排除范围的确定，说到底也就是证明对象的确定。任何一项非法证据的排除，都需证明其生成过程非法性的存在。因此，证明对象是否清晰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从现有规定看，证明对象的界定还较模糊。 　　1.对“非法”界定不清晰致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范围较狭窄 　　作为必须要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证据的获取违反了自愿性、合法性与真实性的根本原则要求。《刑事诉讼法》第54条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这一规定看，现行法律对“非法”的界定还较为简单、模糊。 　　首先，对刑讯逼供的规定过于笼统。口供的“非法”性主要表现形式界定为刑讯逼供，何谓“刑讯逼供”？将典型的殴打等暴力型肉体折磨界定为刑讯逼供基本无疑问，但是侦查机关施行的一些变相的软性逼供如长时间挨冻、长时间暴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