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制.docVIP

论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制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签发时效、严格审批原则、信息保密、获取资料的证据效力等都作了规定，有利于技术侦查的规范运用，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也应看到此次立法的明显不足：只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限制，而没有规定违反规定的后果。法谚有云：徒法不足以自行。正如游戏规则制定得再清晰，如果没有对游戏规则违反者的惩罚，游戏就无法顺利进行。立法的不足，需要司法来弥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履行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制的职责，扬长避短，发挥其打击的高效，严控其侵权的风险，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一、严格规制技术侦查——法治与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犯罪手段和方式也不断“与时俱进”，呈现高科技化和智能化的趋势，传统的侦查措施难以应对。这些犯罪不仅存在发现难、侦破难、举证难等问题，还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旦得逞，往往后果严重，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便应运而生，正是由于其在发现、预防隐蔽犯罪和获取罪证等方面的高效性，才有许多法治国家允许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但是，看到技术侦查措施的高效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高效性是建立在对侦查对象的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权利侵犯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技术侦查措施天然具有侵权风险性。以电话监听为例，其对侦查对象的对话内容、对话对象进行监听、录音，无疑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通信自由、通信秘密、隐私权等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这些权利在我国均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第40条规定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再以秘密搜查为例，其往往是在不为侦查对象察觉的情况下，对其住所、工作场所等进行秘密搜索检查，以期发现犯罪证据，这也存在侵犯公民隐私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的重大风险。同样的，其他技术侦查措施也都存在侵权威胁。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对侦查技术措施作出严格限制，正是基于其具有的侵权风险性。 　　对技术侦查措施加以严格规制，既符合法治的精神，也是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首先，任意实施侦查技术措施同法治的精神相违背。法治要求尊重人性尊严，包括尊重公民不受公权力随意干涉的人格自立，按照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未经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作生效裁判确定其有罪之前，不得将其作为犯罪对待，同理，公民拥有不被不正当法律程序当做嫌犯而进行侦查的权利。因而，严禁没有证据就随便将公民列为嫌犯而进行特殊侦查的行为，严禁未经严格的审批程序，就任意启动秘密侦查等行为。其次，保障人权原则要求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依法实施，仅在必要的情形下谨慎使用。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从根本来说，技术侦查措施与保障人权是冲突的，之所以仍然允许技术侦查措施，其实质是个人权利为公共利益或重大法益不得已作出的必要让步，这种牺牲必须确有必要、确有价值方才正当。因而技术侦查措施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依法实施，才符合立法的本意，才是正当的。 　　强调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制，在当下中国尤为必要。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忽视程序正义。没有程序保障的技术侦查措施，就如脱缰的野马，必然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侵害。如去年的太原公安局长儿子醉驾打交警事件[1]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反面教材。此案中，公安机关竟私自动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作为被害人一方的被打交警及其亲属的电话实施监控，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属于严重的滥用技术侦查措施，在网络上遭到了猛烈抨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加深了民众对于公权力的不信任。因而在程序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强的当下中国，尤其应该注重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制。 　　二、排除非法侦查所获材料之证明力——程序上的救济 　　我国对技术侦查措施采用是强制法定的原则，即只有完全符合法律明确规定才是合法的技术侦查，反之，违反法律规定的，便是非法技术侦查。规制技术侦查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禁止非法技术侦查，而规制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排除非法技术侦查所获取材料的证明力。因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许多办案人员之所以非法技术侦查，主要就是为了获取证据，从而为立案、采取强制措置、移送起诉、判决等等提供支持。通过否定非法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就能打击办案人员进行非法技术侦查的欲望，督促技术侦查的依法实施，从而达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一）原则：非法证据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然是规定在总则部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然适用于刑事诉讼中的所有证据材料，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据材料也不例外。非法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是通过不符合法定程序和条件而收集的材料，自然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