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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曲阜街名看街道命名的共性和特性 　　摘 要：街道名作为地名的一部分，是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从中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精神。本文从曲阜市主要街道命名的视角，讨论了街道名称的共性和特性并对曲阜街道名所蕴含的儒家文化特征作一管窥。 　　关键词：曲阜街名 街道命名 共性 特性 儒家文化 　　地名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街道名（以下简称“街名”）作为地名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其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出城市品位和人文精神。研究不同城市街名的共性和特性，可以据此探究其中蕴含的地域特征、历史文化特征。本文以曲阜市主要街道的命名为出发点，结合全国其他地区街名的实例进行比较，从街名构造及其所反映的时代、地域特征两个角度探讨了街名命名的共性，并对曲阜街名所蕴含的儒家文化氤氲进行探求。 　　一、街道命名的共性 　　（一）街名的语言构造 　　音节结构上，构成街名的音节数整体上较简短，一般以三音节、四音节为主，多于五个音节的很少。四音节的多在三音节基础上增加“东”“西”“南”“北”“前”“后”“中”“大”“小”等方位词或形容词来加以限定，如“西门大街”“永安西街”“静轩东路”“归德南路”“油厂后街”“太白楼中路”（济宁）[1]“望江东路”（合肥）等。音节结构简短，符合现代汉语词汇的结构特点。 　　构词方式上，汉语地名一般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山东省”“曲阜市”，“省”“市”是通名，放在最后；“山东”“曲阜”是专名，放在通名之前。街名是地名的有机组成，一般也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构成街名的专名部分，语法上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可以是主谓结构、偏正结构、数词结构等，如“校场路”“致富路”“光明街”“乐和路”“兴荣胡同”“鸡公山大街”（信阳）、“莲湖路”（西安）、“白云观路”（九江）、“清真一巷”等等。构成街名的通名部分，往往不外乎“街”“路”“道”“巷”“里”“弄”“弄堂”“胡同”等几个，其中，“街”和“路”的指向界限往往不清。在曲阜，以“街”和“路”为通名的街道有南北走向的，也有东西走向的，有主干道也有非主干道。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如“静轩西路”“春秋路”，非主干道如“献泉路”“东门大街”；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如“鼓楼南街”“大同路”，非主干道如“西宾路”“半壁街”。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这种现象。比如在大连，东西走向的有“黄河路”“鲁迅路”“民政街”“南沙街”；南北走向的有“西北路”“解放路”“民生街”“朝阳街”等。 　　（二）街名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征 　　街名作为地名的一种，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也是一份文化的镜像。文化的反映有多个侧面，这里仅就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共性略作阐释。 　　1.时代特征 　　一个地区的街名往往保留了这个地区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时代的变迁通常导致地名的变迁，在街名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某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首先，街道在命名时往往考虑其所处街区的历史标志建筑的名称，所以，一些历史建筑和遗迹在街名中保留了下来。如曲阜的“县后街”，因在旧县衙之后得名；又如“五马祠街”，因其中段为原孔氏祠堂（五马家祠）而得名；再如“池东街”，因在古泮池东而得名。 　　其次，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状况强行给街名贴上时代特征的标签。最典型的是“文革”时期，街巷名称成为所谓“革命分子”体现其“革命本色”的“革命标签”。如曲阜的“西关大街”“钟楼街”文革时分别被更名为“反帝大街”“红旗街”；西安的“南新街”“韩森路”分别被更名为“永红路”“赤卫路”；北京的“八宝楼胡同”改为“灭资胡同”，“南下洼子胡同”改为“学毛著胡同”等等。随着“文革”闹剧的结束，这些被改的街名大多恢复了原名。 　　最后，街名也体现时代发展的印记。社会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事物和新概念，这些新的现象也往往成为街名命名时广泛参考的素材。如出现在广州和重庆的“奥体路”，又如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科技路”，哈尔滨、郑州等地的“信息路”，深圳、天津等地的“航天路”，曲阜、普洱等地的“电视台路”等等。 　　2.地域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由多方面要素构成，包括地形地貌、地区物产、聚落形态、民居格局、民风民俗、禁忌避讳、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以上可以统称为“地理环境”，只是分属在“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人文地理环境特征”两个层面上。 　　（1）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在街名中的体现有一定张力，既可以是某一地区局部小区域的环境特征，也可以是该地区所处的地理上大区域的环境特征。有句话说“上海的里弄北京的胡同”，这是街名通名上对地域的区分，“胡同”由来已久，源自蒙古语的音译，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方街道的命名特色；“里弄”最初出现在上海，是近代开埠通商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代表南方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