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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七巧看张爱玲的女性叙述 　　摘 要：张爱玲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完成了她对女性的书写。在作品《金锁记》中确立了曹七巧的疯女形象。通过曹七巧对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的反叛，张爱玲强调了女性被男性扭曲的心路历程。通过压抑处境的书写，张爱玲叙述了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下所承载的性别、经济、人格上的剥削和压制。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家长身份在男性家长缺席的情况下得到了确认，张爱玲把处于从属压抑位置上的女性纳入叙述主体。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压抑 宗法父权 疯女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生活在细碎的阴影与缝隙中，她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变得越来越疏离。张爱玲在上海艳极一时，而后一路不断跌落，最后只剩下苍白的碎片。但是，张爱玲的生命并未因此而终结，她通过作品写出了“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她以敏锐的笔触直面人性的卑陋和扭曲，深入描绘了那个时代在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命运的凄怆和悲凉，揭示了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和戕害。张爱玲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代表，捕捉了女性的复杂心理。并对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性人物进行了潜意识的挖掘和心理分析，展示了在宗法父权体制下女性被剥削和被压抑的历史，完成了张爱玲对女性压抑的阐述。在权力与欲望的角逐中，曹七巧的身体和精神人格发生了分裂，走入了疯狂。这表现在她极力去破坏自己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正常而幸福的生活，她视儿子为“驻在敌国的代表”，对女儿则扮演了一位复仇的母亲。这反叛了传统社会中的贤妻良母形象，其中隐藏着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曹七巧的疯女形象也是一种对父亲权威的模仿，这突出表现在她的女性家长身份上。张爱玲让曹七巧处于从属压抑的位置上，同时又赋予某种程度上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把压抑中的弱势女性纳入叙述主体，在此复杂矛盾的内涵中隐含着潜在的颠覆能力，张爱玲借此主体的置换对宗法父权提出了反抗。张爱玲就是通过对具有典范意义的曹七巧的疯女形象的确立完成了她独特的女性叙述。以下文章就此内容作了探析。 　　一、压抑处境的独特书写 　　张爱玲，一生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她以女性的角度直接书写女性，完成了其独特的女性叙述方式。“在生活和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当一位妇女着手写一部小说时，她始终希望去改变那已经确立的价值观念”。张爱玲的书写就是这样，她通过《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疯女形象的确立，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书写了父权体制下的女性，即写了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下的压抑处境，并以此从反面控诉了宗法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这种书写方式的内容和角度就不同于五四之后的女作家的书写。冰心是歌颂母爱的哲学，白薇是控诉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丁玲是以中性的叛逆话语大胆地暴露社会问题，张爱玲则以“放大的女性化进行叛逆书写，一反革命型女性的虚构神话，使转型时代中受扭曲，受凌辱和毁灭的女性真相获得了具体化的历史面貌”。张爱玲通过曹七巧的疯女形象的确立写出了女人过去沉重的负荷，写出了女人在现实中的种种压抑与痛楚，写出了以曹七巧为代表的被压抑和被沉默的女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叙述隐隐传出了父权文化结构下遗落的女性呼声，深入挖掘了女性阴暗的深层潜意识。《金锁记》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是张爱玲书写模式中的一个典型的女性叙述，具有女性典范意义。作品以曹七巧为叙述中心，并确立了她的疯女形象。曹七巧出身低贱，是“麻油店的活招牌”，嫁给了身患骨痨的姜二爷并因此在大家庭中倍受排挤和欺侮，这种幻灭的婚姻给曹七巧带上了“黄金的枷”，并使她变得扭曲，阴沉而千疮百孔。金枷压制了情爱，其结果是曹七巧对小叔姜季泽的畸形的爱欲被泯灭之后，她成了一个疯狂报复的女人。逝去的东西可以残忍或温柔的复活，带给我们幻觉中的痛苦和幸福。别人毁了曹七巧的一生，她又毁了自己儿女的幸福。曹七巧就像一头困兽，一生都在权力和欲望中挣扎。“三十年来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就这样《金锁记》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这是一段无回报的爱和不幸的婚姻岁月。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一文中谈到，女性小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女性与她们的小说，一是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我们在谈到张爱玲的写作时，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即女性和她们的写作，在此就是张爱玲和她的写作。通过阅读我们看到张爱玲是一个女性压抑的阐述者。在以《金锁记》为代表的女性文本中，其女性人物往往在宗法父权中被边缘化为他者，即“第二性”。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概念，以女性主义视角而言，男性是主体，是绝对完整体，而女性是他者，是处于非本质论的现实中。在父权文化社会中，女性被界定为“他者”，为男性所观照，女性在“天”“乾”“君”“父”等宗法象征主体下，被定义为附属于男性的他者概念。那些长久以来被压抑在历史和转型时代中的女性问题，在张爱玲的笔下展开了她们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