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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鏖战第三方 　　进入8月，中国的支付行业上演了一出由中国银联和第三方支付机构联袂奉献的精彩大戏。 　　银联的多道“金牌”、央行《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单办法》”）的出台、支付宝微博的“退出”声明、支付清算协会上的“吐槽”大会、媒体的不断跟踪，期间高潮不断、焦点频出。 　　束缚与挣脱、创新与垄断、开放与保护，这些纠结同时爆发。中国支付行业在将公众目光吸引过来的同时，本身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利益格局重组时期。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线上支付机构的崛起，银联这个传统行业的巨头，核心利益正受到重大的冲击。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在线上支付取得重大成功之后，正谋求监管层开放国内转接清算市场。而作为监管者的人民银行，在秉持市场化监管理念的同时，亦要考虑国内支付产业政策的引导。 　　各方利益诉求和立场不同，决定了其竞争合作策略的差异。可以想见的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支付行业仍处在混沌时代，此番银联和支付机构的争端只是大戏的开始，而远非结束。 利益之争 　　近期在一份广为流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文件》中，银联以最后通牒的口吻，明确提出“收编”第三方支付工作的目标：2013年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非金机构线下银联卡交易业务迁移，统一上送银联转接，同步规范互联网银联卡支付业务。2014年7月1日前，实现非金机构互联网银联卡交易全面接入银联。决议同时配有相应工作步骤予以配合。 各方利益诉求和立场不同，决定了其竞争合作策略的差异。可以想见的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支付行业仍处在混沌时代，此番银联和支付机构的争端只是大戏的开始，而远非结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银联与支付公司由来已久的矛盾背后也是利益之争。 　　目前，银行卡刷卡收费率分成比例大致是7∶2∶1，即发卡行、收单行和银联分别按比例分润。但是7∶2∶1这个比例形成于十几年前，那时国内银行卡发卡量尚不足，这样的比例有利于促进发卡，但目前银行卡已经大为普及，业界的一种呼声是将7∶2∶1换成5∶4∶1，以鼓励收单。然而在2013年2月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的调整中，7∶2∶1的分润比例被继续沿用。 　　这就使得收单业务逐步成为了一个微利领域。用汇付天下的一位高层人士的话来说，在选择通过银联转接清算的情况下，除非支付机构能从经营管理中要效益，大幅提高后台效率，否则就只能面临亏损。 　　但如果支付公司选择和银行直连，就可以免除上缴给银联的7∶2∶1中的“1”，同时还省下了万分之二的银联品牌管理费。除此之外，支付公司可就“1”再与银行谈合作，这样原本微利的生意就变得有利可图。 　　出于这样的逻辑，越来越多的支付公司绕开银联自建通道。这当然动了银联的奶酪，作为转接清算组织，银联绝不可能坐视不管。 　　2012年12月，银联印发2012年第17号文件，即《关于规范与非金融支付机构银联卡业务合作的函》（以下简称“17号文”）。17号文要求成员银行对支付公司的开放接口进行治理，将银联卡业务上收至总行，实现银行卡“接口”服务的集中审批、统一接入和统一定价，并最终推动支付公司统一接入银联网络。 　　继2012年17号文后，银联今年再次祭出利剑。在2013年4月，银联业务管理委员会通过了第5号文件，即《银行卡受理市场秩序规范约束与奖励机制实施细则》（以下简称“5号文”）。5号文直指第三方支付机构“违规开展银联卡跨行业务”，该文件新增“违规跨行转接银联卡违约罚金”约束措施，明确收单机构未通过银联开展银联卡跨行交易和资金清算业务的，应向银联支付违约罚金。 　　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立场，敦促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联接入，但收效甚微。鉴于此，银联董事会提出了上述收编第三方的最后时限的议案。 　　由此，银联领导开始密集拜会银行和支付机构高层进行游说；部分支付公司开始收到银联开出的罚单，这些罚单以“补偿性清算”的名义，处罚支付公司违规转接行为。不止支付公司，上海银行也因支付宝借用其在银联的收单支付号而受到银联处罚。 　　8月27日上午，支付宝一则“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停止所有线下POS业务”的微博公告，将银联和支付公司的矛盾再次拉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事后，《财经》记者了解到，支付宝的线下POS业务开展本来就十分困难，在此前就已经有过停掉线下业务的打算，此番旧事重提更多是为了引起业内的关注，然而，这件事却标志着支付机构的公开反击。 　　银联的步步紧逼，让原本“没太当回事”的第三方支付机构逐渐警觉起来，他们开始逐步揣摩银联真实意图，并筹划应对。支付公司一方面指责银联“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特殊角色，另一方面则在积极寻求政策和舆论的支持。他们将其看成一场生死存亡的挑战。 政策解读分歧 　　这场争夺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对《收单办法》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