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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反思 _教育理论论文 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反思 _教育理论论文 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处理不当 长期以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几乎一直是以矛盾、对立的形态存在着，教育实践界往往指责理论界常在书斋里做学问，没有给实践界以适当的关注，阐发的理论不能解决实践问题；教育理论界也常有抱怨，认为实践界一会儿一个口号，一会儿一个热潮，无视理论的存在，实际上许多实践上认识不明的问题在教育理论中早就解决了。两者互不相让。 两者关系的处理不当，有着颇为复杂的原因，但其中之一是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模式本身存在着一定问题。解放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大体是以前苏联为借镜的。虽然近年来试图摆脱这种模式的羁绊，但总体上并不成功。从解放之初大力宣传前苏联的教育理论，把经验总结作为教育理论发展的几乎是唯一的土壤，到 1957年至60年代初中国化教育理论的追求，再到“文革”期间教育理论的语录化和教条化，然后再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恢复“文革”前的教育理论并打开国门看世界。这个历程，大体上反映出的是教育理论缺乏自主意识，主要依附实践发展的过程。 从 80年代至今，教育理论界经过不懈的努力，使理论自身有了长足的长进，在理论探索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一种是继续走解放后学习前苏联经验的道路（虽然有些研究者自己不这样认为），把实践看作为理论的 “衣食父母”，亦步亦趋地跟在实践后面做文章。一些研究者或着眼于为实践做注释、说明，或着眼于汇总教育经验，借此来维系着理论的生长点和命脉。 另一种是注重理论自身的建设，在教育理论的建构上下功夫。这些研究者深感教育理论的 “理论”味道不足，多少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步。理，不足以服人；论，不足以践行；所以，着力于练好“内功”，意欲先把理论自身建立起来。 这两种形态无疑都是需要的。实践界需要有说明，理论自身同样更需要建构，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实践界来说，这种状况却不是件好事情。因为第一种模式发展的结果，有时是无法阐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充其量只能起一些描述的作用，解释谈不上，预测实践的未来发展更成了拍脑袋的杂想。第二种模式的结果，有时是研究者主要从不同的学科土壤中吸取教育理论发展的营养，从教育理论内部做文章，对实践情境缺乏关注，虽可解释和预测实践发展，但对实践的描述不够，使一些实践者感到理论过于遥远，有些像 “水中月，镜中花”。 教育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这两种极端表现，反映出理论本身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能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一定的平衡机制。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从我国解放后几十年教育理论发展历程来考察，可以说，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必然结果。历史的烙印与现实的客观需求，使得理论界自身也产生了分化。问题在于：这种模式短时期的存在可能是合理的，而从长远来看，则实属不合理。尤其是教育实践的发展，是不会坐等理论的成熟的，它随社会的变革而变革，随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而理论的 “悬缺”现像势必会影响实践的运行。对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毋庸讳言，理论与实践之间需要有一定的张力，理论归根结底来于实践，归根结底是要回到实践中并指导实践的。理论工作者只有脚踩理论与实践这两艘船，才能使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不再只有 “灰色”的色调，才会有更旺盛的生命力，也才不会只成为实践的“应声虫”，被实践界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惜哉，这样的理论在教育界实在是太少了。 二、缺少对各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 世纪末的中国教育舞台，反思逐渐成为一种主潮。在这种反思中，对教育理论的检视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正视自己今天所处的境况，另一方面也在昭示和企盼着新的理论形态的出现。这里所讲的教育理论，是就其广义而言的，不仅只限于教育基本理论，它概指教育知识的系统陈述；这里所讲的缺失，是就其困境和不足而言的，不仅只具有批判的意味，更具有建构的功用。 由于教育理论自身的独特性，使教育理论的发展不得不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这对教育理论来说，既是一件幸事，又是一件憾事。其 “幸”在于：教育理论可以在其他学科的基础上发展，可以充分地关注其他学科的境况，不断地充实自己；其“憾”在于：由于过多地依附于其他学科，所研究与探讨的问题可还原为哲学问题、心理学及社会学问题等，使其自身独特的对像域反而被遮蔽住了。近几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教育理论正逐渐地蜕化为其他学科领地的现像，也正是有鉴于此而得出的认识。 到目前为止，教育理论对其他学科的借鉴愈演愈烈，这表现在教育理论自身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日益密切，也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渗透在教育理论研究队伍中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多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研究人员，是否把自己的着眼点汇总在教育身上了，换句话说，除了像剥笋一样分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