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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背景下的行政伦理建设 　　摘要: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日趋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会常常碰到制度伦理缺失、“问责”执行官员的道德伦理缺陷、问责主体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及咨询机构缺乏等瓶颈问题。因此,我国需通过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树立“问责”执行官员的现代行政伦理意识、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和建立行政伦理咨询机构、追求问责氛围的伦理化等相关对策以致力于更好的发挥行政问责制的功效。 　　关键词:问责制行政伦理问责伦理 　　一、问责制与行政伦理的阐释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问责制的概念还没有标准一致的界定,学者谭功荣提出问责制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体现了所谓责任政府(ResponsibleGovernment)的原则,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其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①据此笔者认为,首先,问责制内容是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的运用进行责任追究。问责制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还包括非过错追究。其次,问责制体现了责任政府的原则,即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义务平衡。政府在获得人民直接或间接授权的同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即政府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政府机关更要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负责、对授权者负责、对人民负责。最后,问责制实施的目的是防止和阻止政府机构及其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以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 　　所谓行政伦理,指的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中,所应确立和遵守的伦理理念、伦理行为、伦理规范的总和,是行政权力的使用者(行政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②笔者认为,此定义既体现了社会对行政权力行使者在运用权力时所要求遵循的伦理规范,又反映着行政权力使用者在权力使用过程中的价值追求和伦理人格。行政伦理形成存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是维持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社会组织,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以及公民之间合理正当关系的原则和规范。 　　二、实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困境 　　(一)制度伦理缺失 　　我国目前的制度伦理建设还十分落后,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缺位,指制度中内涵的伦理精神没有充分地在制度的安排中体现出来,形成制度的伦理盲区。二是制度虚设。因人们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使制度因缺乏社会成员精神品质的支持而流于形式,例如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如此以来,终究会导致问责不清,或问责不力,或难以问责。 　　(二)问责主体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和咨询机构缺乏 　　问责主体是指“由谁问”,不仅有同体问责主体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领导,还有异体问责主体包括全国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可见,行政问责制实现了问责主体多元化,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体。但问责主体在问责的过程中是否真正履行了问责的义务?是否在问责的过程中也搞腐败、搞暗箱操作?那么又有什么样机构能对其进行监督,使问责主体更好的进行问责呢?在我国,行政伦理监督机构和咨询机构相对缺乏。 　　(三)“问责”执行官员的道德伦理缺陷 　　首先,我国的行政伦理思想本身包含着众多封建的传统陋习,诸如人伦关系网、官场的“潜规则”、官僚主义观点、“官官相互”的思想、“重形式”的传统思维等等,滋养了“问责”执行人员的劣质思想。另外,在执行“问责”的过程中,有的执行官员由于自身的原因,极易受经济因素的诱惑,当其政治意识或者公共道德意识无法战胜个人私欲时,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开始滋生,个人的道德责任意识就渐渐淡薄,导致贪污腐败,最后让本来要承担重要责任的行政人员逃脱了责任或减轻了责任,最终会导致问责过程中障碍重重。 　　三、走出行政问责制伦理困境的对策 　　(一)积极加强我国的制度伦理建设 　　学者教军章认为,社会是制度化的社会,也是伦理化的社会。对制度的伦理关照和对伦理的制度化安排本来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能表征,它是人类通过社会化生活设计与建构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目的的最为常规的手段或工具。③因此,制度的伦理建设就成为必然。 　　制度伦理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伦理化,即无论是制度的制定、对制度的评价还是制度本身的追求都是以道德为前提和基础,使各种制度更符合伦理、道德,更加合理、公正。二是伦理制度化。伦理制度化是将道德的非强制性转化为以法律制度为后盾的强制性方式,突出伦理的制约作用。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是制度伦理建设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在实践层面上,制度伦理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一整套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