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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文论讲座4
布迪厄:语言与象征权力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ierre Bourdieu
语言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难题。我们学文学、语言、哲学和历史的博士生,读书越多,反而越糊涂:
索绪尔说语言是一套严谨自律、抽象静止的“符号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是一种不分贫贱、童叟无欺的“普遍交往”。
可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目中,语言带有象征力量,其中隐含了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索绪尔所谓的符号系统,虽然具备某些内在法则,它更是一套象征性的统治工具。
凭借这一隐秘难见的象征权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网络,因而获得了天网恢恢、无处不在的政治功能、以及一种长期延续、自我循环的文化再生产逻辑。
布迪厄的见解从何而来?让我们回到新左派革命时期,去看看当时巴黎高师的学术与政治语境。
1970年,福柯入选法兰西学院,隆重讲演《话语的秩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 )。此文宗旨,是要以一种新式冲突论,“就西方知识的历史命运,作出政治性解答”。然而其中关键,并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而是尼采喋喋不休的权力意志。
何谓权力意志?根据尼采,它首先是一种力(Macht)。如何让这种力量获得胜利呢?尼采说:“赋予它一种内在意志,我称为权力意志”。
对于福柯,尼采是个“权力哲学家”:他不但描述权力争斗、张扬强悍意志,而且率先将权力关系“指定为哲学话语的核心”。福柯拓展了尼采权力观,使之广泛牵扯到:
[1] 西方人上天入地、孜孜求知的浮士德精神,[2] 西方人对于“他人”和世界的征服能力;[3] 西方现代机构及其先进精密的统治技术。
尼采权力说,暗藏了他对西洋真理的一大讽喻:古希腊人原本善良天真,他们相信话语的力量,就在于谁说话、怎样说、在何种场合说。
那时节,长老在庄严仪式中发号施令,巫师神秘兮兮念动咒语。大群愚昧听众,无不诚惶诚恐、心悦诚服。
谁知道,阴微小人柏拉图,竟从长老、国王和巫师的说话仪式中,窥见了垄断真理的手段:原来话语权力,来自神秘言说及其仪式!
于是柏拉图发明辩证法、组建专家群,继而著书办学,自诩是苏格拉底的传人,从此他独揽了西方真理。
福柯与尼采
在尼采看来,柏拉图的成功,在于他故意将陈述仪式化、制度化,使之变得可说、可写、可以重复使用,并且能够强加于人。
福柯进而补充尼采:柏拉图之后,知识日趋强悍,专业越分越细:这些专业知识一味排斥日常言谈,鼓吹严密精确的科学叙事。
现代西方语言的科学与精密趋势,不仅把哲学变成了数字加公式的分析哲学,而且它一再强迫人们学会陈述(Statement)。否则,你就不配说话!这说明:“知识意志每天都在增强、加深、日益变得不可理解。”
在福柯笔下,权力与知识不但双双并置,而且是一种“同构系统”。他声称:“权力制造知识,它们密不可分。若不建立一个知识场,就不可能出现与之相应的权力关系。若不预设权力关系,也不会产生任何知识。”
《话语的秩序》中,福柯一再强调: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的程序,受到暗中的系统控制、挑选与分配。由于权力的隐秘操纵,话语名为表意系统,实则一种强加于人的“暴力”。
具体说,这种暴力(Violence)体现为三种控制形式:
[1] 言语禁忌。这好比中国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行。
[2] 理性原则。它排斥荒谬,讲究逻辑,推崇科学与严密,杜绝一切杂乱柔弱的感性经验。说到底,这种理性原则要求所有人类语言思想,都必须经由电脑,加以录入、分类、甄别、剔除或保留的机器操作。
[3] 西方人的高度自信与真理意志,或一种上帝般的全知全能。
1984年福柯病逝前后,欧美学界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年的“后现代论战”。参加论战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竞相谴责现代性的弊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
与之相对,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坚持启蒙立场,鼓吹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提醒大家:德法双方的攻防要害,落实到语言学层面,即如何看待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
1985年,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哲学话语》,重点批驳福柯的“反现代立场”。在他看来,由于迷恋尼采,福柯错把“保护自由的法律手段”,看成了威胁自由的隐秘机制。
哈贝马斯质问福柯:“社会化为何一面养成个人性格,一面代表主体的屈服?资产阶级宪政国家,为何反倒不如那些个极权政府?”
同年,德国教授霍奈特发表《权力的批判》。作者发现:法兰克福学派首领阿多诺,生前一直局限于启蒙理性的总体化。以他为代表的西马理论,因此悲剧性地走向了衰败。
阿多诺去世后,福柯与哈贝马斯分别以不同思路,重审旧案。这两人由于立场不同,竟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福柯认定“斗争行为范式”,哈贝马斯主张“普遍理解范式”。
霍奈特感慨:二人各执一端,都无力沟通理论与实践。读完霍氏评语,欧美学者都把充满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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