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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嬗变及其影响 ———对张学良矛盾现象的一点思考 王文鸾 (首都经贸大学社科部,北京　100026) [摘　要]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沿着息争统一到统一抗日再到抗日统一的轨迹运行的,是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无论是制止战争、改弦易帜、入关助蒋,还是拥蒋“剿共”、捉蒋送蒋,都可说是他统一思想的具体实践。他的统一思想又是民族息争御侮复兴为目的,以遵行父愿,拥护蒋介石为实现手段的。尽管他的这种实践的效果与动机出现过某种程度的背离甚至严重背离,但他那促使祖国统一的至诚却可质之天日! [关键词]　张学良;息争统一;统一抗日;抗日统一 如所周知,张学良既反内战又打内战,既“剿共”又联共,既拥蒋又反蒋,直至“将天捅个漏子”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力主进行了和平解决。对此矛盾现象,似乎早有定论。赵一荻认为:“他之参加内战,不是名不是利,也不是为了争地盘。他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1]连张本人也深有感触地说:我自22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皆为不得已之行动。不论其为战胜或失败,均感觉万分痛苦。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到后来他不继续“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恰恰相反呢?对此,学界认为是他接受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也是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使然。但这多是从客观方面来讲的,那么主观因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还有必要从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的嬗变入手,进一步探究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思想动因。　　 息争统一，参与混战 张学良是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的青年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他怀着“为中华民族造福”的理想,极力主张“和平统一为切要之图”。他认为,“惟和平乃能促成统一,亦惟统一乃能保障和平,世未有能保持和平而不能统一者,亦未有能造成统一而不能和平者,连带关系”[2]。他将和平与统一的关系,看作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同时,他还站到发展国力的高度,论述了和平的重要性,他指出:“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建设为发展国力之前提。”[3]因此,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他通过观察体验认为:内战起因是“落伍军阀为一时利欲所迷,认军队为私产,以反抗为出路,稍不如意,便以武力抗争为后盾。一人煽动,徒党和之,一地作战,全国波及,此仆彼继,往复效尤”[4];内战后果是“民生憔悴国势阽危”;性质是“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并得出“内战实为罪恶之母”的结论。他还将内战与亡国联系起来警告人们“若不各捐成见,共息争端,势必至元气亏竭,根本动摇,而外人环视我侧者,求全大欲,亦遂起而乘之,自亡人亡,不演成灭国灭种之惨剧不止”[5],并深信“中国若能5年或10年之内不发生内战,则中国无论如何不进步,总较战局下之情况为好”[6]。这说明,他对内战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他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青年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但未能如愿。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却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支配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日本的“二十一条”使他痛下决心出来做事,要象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那样,努力以救中国。在他看来,他有家庭背景,有好的父亲,走一步等于人家走两步,“为何不利用这个条件作点什么?”尽管对“作点什么”还模糊不清,但却是他改变初衷接受父亲栽培的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因素。其次,在于他对战争的深切体验和悉心思考。张学良19岁就参加战争,经历了剿匪之役、直奉战争和豫南大战并屡建功勋,年方26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同列。如果说张学良起初由于逆反心理,不愿当什么将军作什么军阀的话,那么,这时他已在“作点什么”的驱动下,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阀将领。但也应看到,他尽管也为争夺中央政权扩充地盘而战,但毕竟不同于他的父亲,不同于一般军阀。他不以争权夺地为目的,而以息争统一为宗旨,以战争求和平,以和平促统一。然而,他每次作战观于官兵伤之惨状,人们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尤其是河南视察所见,更使他触目惊心。曾慨叹,吾国不幸兵祸频仍,打了和,和了打,到底为什么?徒招人民之怨恨得不偿失。正是这些不断积累的感受和体验才使他的内战观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肤浅发展为深刻。也正是这种深刻,才使他的“作点什么”由模糊变清晰,由参加战争到反对战争再到制止战争,由被动转向了主动。 1925年,他赞成郭松龄停止内战退守关外的政治主张,对他的倒戈失败深表同情,说他无罪不该处死:1926年,他以“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拒绝了李寿金为攻克南口演剧庆功的提议;1927年,在给胞弟的信中表达了他参加战争的内心痛苦,并在屡谏父帅未能如愿的情况下感愤不已,决心“一但掌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因此,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