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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 周永卫 近年来，关于西南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需要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对两汉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对外交往，颇为关注。在笔者看来，汉代西 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不能截然分开。汉朝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最初是以缅甸和中南半 岛为桥梁。公元120年的“海西幻人”经过掸国来华，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史以来的最早接触。 汉代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有两个黄金时代，分别是西汉前期和东汉时期。相比之下，《汉书吐电 理志》中所记载的西汉后期“黄门译使”出使“黄支”的举动，在中外交往史上并未产生重要影 响。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和 西南地区。 。 汉代的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 国划分为13个部，每部设刺史一人，行使监察职能，岭南和西南地区分别属于交趾刺史部和益 州刺史部。有学者在比较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时，曾经总结出巴蜀与岭南的社会历史 环境有如下三个相同点：其一，地理环境特殊，有崇山峻岭与中原地区隔绝，交通十分困难；其 二，偏僻落后，属于边远蛮荒之地，开发较晚；其三，少数民族众多。这也是交趾和益州关系密 切的重要原因。交趾、益州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虽然不便，但交、益二地之间的联系却是非常密切 》的。西江的上游南盘江和北盘江都发源于云南，珠江水系将云贵两广地区联系起来。两地之间的 商人往来，民族迁徙都十分频繁。 交趾与益州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物产的相似性。交州和益州都属于亚热带地区，两地的物产有许多一致的地方。特别 帮值得一提的是两地都是金、银等贵金属，以及犀、象、犀角、象牙等珍稀动物和奢侈品的重要产 地。而这些贵金属、珍稀动物和奢侈品，在两汉时期的对外交往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汉 代人的心目中，交、益二州都是出产珍宝异物的地方。“交广而外，益州亦为异物所自来。” 吕 思勉先生早就指出了这一现象。 第二，对外交往的重要性。交益二州与中南半岛比邻，与东南亚、南亚和大秦(即罗马帝国) 的交往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三国志》卷30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 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 ’-． 这段史料表明，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大秦与中国南方交、益二州的交往路线就已经为当时的 史家所认识。交、益两地以缅甸和中南半岛为桥梁，与印度、罗马帝国发生联系，在两汉时期中 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大秦通往中国的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中南半岛西海 岸登陆，穿过半岛上的“外夷”地区，到达交趾刺史部所辖地区：一条是沿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 江或萨尔温江溯流而上到达永昌郡和益州郡，即今天的云南境内。 缅甸道、南海道、交趾陆道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不能截然分开。孤立地研究南海道或 缅甸道，把中国南方地区对外关系的有机整体，人为地割裂为“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 路”，是不恰当的，是不能把握汉代对外交往历史规律的。 ’巴蜀商人集团充当了西汉前期西南地区和岭南地区对外交往的主力和先锋，在中外文化交流 史上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共记载了西汉初期的12位货 殖高手和富商大贾，而最先提到的就是蜀地的2位——蜀卓氏和程郑。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活动 349 能量十分惊人。他们不仅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 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西汉前期，蜀商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与西南夷和南越 国的走私活动，主要是蜀商所为。岭南和西南地区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成为蜀商非 法贸易的乐土。 公元前儿1年，汉武帝消灭南越国，不久又平定了西南夷，岭南和西南地区彻底纳入汉朝版 图。“巴蜀殷富”的基础坍塌了，蜀商的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失去了，他们的地位从 此一落千丈。“程(郑)、卓(王孙)既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