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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教育观的若干比较与思考 所谓教育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教育的根本性看法和态度。教育观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教育价值观，即人们关于教育对人和社会的价值的根本性看法和态度。 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漫长的社会和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诸多迥然不同的教育观，从而使中西教育呈现出很不相同的价值走向和种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特征。 一、中西教育观的若干比较 （一）教育的人性论比较 每一种教育观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某种人性论，即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人性的某种假设或预设。这种人性论假设或有意识或无意识、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着教育者的教育观念，左右着教育者的教育行为。 教育中的人性论假设，主要是指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人性“善”“恶”的预设，其本质，是教育者在本性上是倾向于把受教育者预想得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 人性论，或者说，人在天性上究竟是善是恶，或许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即人性无所谓善恶；即便存在，人性也可能是善、恶兼而有之。但人们对人性的假设或预设还是有意义的，甚至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关系到人们思考和行为的逻辑起点，关系到确立一种什么样的信念。 人性假设对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社会活动中是可以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但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在根本上、总体上，必须有一种人性善的信念和理念。这应该成为我们思考教育本质、选择教育行为的一个根本性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这也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发展与完善的需要。尽管这是“说者容易，做者难”，但必须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从主流文化和主流教育上讲，中国传统教育观在本质上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而西方教育观在本质上、总体上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这种人性假设的不同，是造成中西教育观诸多差异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有人可能会质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不是主张性善论吗？对此，我们应把文本与事实区别开来。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教育者往往本能地倾向于把受教育者在人性上预设得比较“恶”一些，即认为学生总是不大懂事、不大自觉、不大守规矩的，因而学生是不大值得信任的，必须对他们严加管教和约束，否则，学生就很可能与教育者作对，违背教育者的意愿。而且，在这种“作对”和“违背”中，教育者几乎永远是正确的，受教育者永远是错误的。 中国教育根深蒂固、情有独钟的“灌输”、“规约”、“强制”，乃至“暴力”，其人性论基础都是建立在性恶之上的。似乎不这样就谈不上教育。与此相应的心理定势就是浓重的猜疑和提防，遇事总喜欢把学生先往坏处想（类似于“有罪推定”）。 例举：某学生漏做数学题而被教师怀疑其人品 基于这种人性论假设，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学生管理上，中国教育都是怀疑大大多于信任，批评大大多于表扬，苛求大大多于宽容，压制大大多于鼓励，约束大大多于自由。中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挤压式教育”、“防范性教育”，以致中国教育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中。 在西方传统和主流的教育理念中，教育者往往更倾向于把受教育者的人性设想得比较“善”一些，即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天真无邪和美好善良的，是值得信任和尊重的。否则，拉丁语最初就不可能赋予“教育”（E-ducare)以“引出”、“导出” 之意。 总的讲，在西方教育中，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大大多于怀疑，表扬大大多于批评，宽容大大多于苛求，鼓励大大多于压制，自由大大多于约束。教师对学生比较信任、尊重，师生内在关系比较融洽。由于学生所得到的信任、尊重和自由比较多，其自觉性、自控力和责任感反而比较强。 当然，教育不能没有必要的规约性甚至强制性，这是实现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但这只是教育本质的一个方面，这也应该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之上的，与信任和尊重在根本上并不矛盾。教育还有激活、张扬的一面，教育是规约与张扬、强制与激活的统一体，是控制与解放的双重交织，但后者才是现代教育的主要方面。 （二）教育作用方向的比较 如果把教师对学生所施加的教育影响看作是一种教育的作用力的话，中西教育影响的作用方向似乎是相反的。中国教育作用的方向是由“外”向“内”，西方教育的作用方向是由“内”向“外”。当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而已。 在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学生往往被看成是不值得信任的被动接受者和受控者。学生是教师教会的，这是中国教育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教”，在中国教师看来，就是教师由“外”向“内”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灌输和注入几乎成了教育的同义词。 为了保证由“外”向“内”的强制性灌输和 注入的教育效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