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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轼 “中国好心态” 苏词 苏诗 苏文 第一节 苏轼其人 西历1037年1月8日（旧历1036年12月19日，仁宗景祐三年），苏轼生于眉山。 苏洵《名二子》：“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大喜·大悲 嘉祐元年（1056），苏轼21岁，与父、弟进京，三苏皆受到欧阳修赏识，次年正月，22岁，与苏辙登同榜进士。四月，奔母丧返回眉山。 欧阳修曾对苏洵说：“予悦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长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苏辙《颍滨遗老传》）又称苏洵之文“以论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荐布衣苏洵状》） 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描述自己发现苏轼时的惊喜：“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与梅圣俞》） 两度守制 嘉祐四年（1059）十月，守丧期满，父子三人再度赴京。一路沿江唱和，编为《南行集》。次年二月抵京。 嘉祐六年（1061），苏轼通过制科考试，优入三等，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父苏洵经欧阳修举荐，留京编纂礼书，苏辙留侍身边。 英宗治平元年（1064）苏轼还朝任职，三年（1066），苏洵病逝，苏轼兄弟服丧归里。 反对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苏轼34岁，丧满还朝，正赶上王安石变法的高潮，苏轼与其意见相左，两次上书反对新法，不纳。求为外任，熙宁四年（1071），出为杭州通判。 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主要有三点：1、王安石强调更张法度，苏轼强调择吏、任人，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2、王安石主张富国、理财，扩大国库收入，而苏轼主张“节用以廉取”，批评变法派“广求利之门”。3、王安石主张雷厉风行，认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苏轼则认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 在杭州约三年。 熙宁七年（1074），改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 熙宁十年（1077）改徐州知州。 元丰二年（1079），改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苏轼44岁。7月28日，到湖州不足三月，突然被捕。罪证是新党收集的一束诗文。言官何正臣、舒亶弹劾苏轼“嫌怨怀怒，恣行丑诋”，“指斥乘舆，包藏祸心”。系狱数月，遭受诟辱折磨，经亲故营救，在年底结案出狱，出为黄州团练副使，戴罪安置，不得签署公判。 《湖州谢表》：“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死亡体验 谋反罪。《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霜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尝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他年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不敢滞留，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下，苏轼携长子苏迈出京，奔赴黄州。先寓居定惠院，与僧人同食；后迁居临皋亭。苏辙受牵连遭贬，把苏轼的家人送来，生活极为艰苦。 元丰四年，在友人帮助下申请了一块荒地，除草开荒，掘井筑室，躬耕其中，自号东坡居士。 被贬黄州，是苏轼一生的转折。这是他的诗词风格转向成熟时期的标志。 元丰七年（1084）三月，改贬汝州，下九江，游庐山，经金陵，在蒋山与王安石会晤，相唱和，并约定将来归隐作邻居。 翰林学士 元丰八年（1085），苏轼50岁。宋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年仅10岁，由神宗之母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苏轼被起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刚到任5天，即接到调回汴京的诏命，次年为元祐元年（1086），苏轼一连三迁，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在朝四年，苏轼拔擢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举荐秦观、陈师道，一时才士毕集，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旧党另类 司马光尽废新法，“不复校量利害”，苏轼即坚决反对。司马光死后，旧党再起分裂，苏轼自称“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多次遭旧党构陷，感到在朝中不能立足，一再请求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五十四岁，出知杭州。这是十五年后的旧地重游。 元祐六年，诏还京，遭旧党排斥。苏轼七上封章，要求放为外任，于是辗转于颖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县）为期都很短。 贬谪岭南 元祐八年（1093），苏轼58岁。高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新党的投机分子章惇、吕惠卿、蔡京执政，决定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