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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法律变革动因再探：以华洋商事纠纷为视角 蔡晓荣* 从1904年开始，晚清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修律活动，从而开始了中国传统法制的近代转 型。对晚清法律变革的历史动因，以往学者也曾进行过深入地探研。简括而言，学界把晚清 法律变革的主要动因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良好初衷；其二，由于中国 固有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旧法体系已难以调整已经发生变化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三， 欧日近代法典编纂的冲击；其四、西方法学理论和学说在中国的引进和散播，等等。①当然， 也有学者考虑到其时广泛存在的涉外诉讼这层外在因素，但视点仍落在一些重大涉外刑案上。 ②然浅见以为，于晚清法律变革而言，其导因虽不一而足，但当时的涉外纠纷，尤其是华洋商 事纠纷，③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促发因素。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造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为外国商人的事业追求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和机会”。① 在“条约制度”框架内，一方面是洋货、洋商、洋行的大肆东侵，另一方面是在外力的冲击 下，中国固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大的裂变重组，而晚清的华洋商事纠纷，则产生于这一 历史语境之中。 从地域上来看，晚清的华洋商事纠纷呈具了一种以上海、天津、汉口等各埠租界中心， 再扩散到其他各通商口岸，最后深入到内地的阶梯性横向扩渗态势。 从纠纷形态上来看，华洋商事纠纷又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早期主要为围绕着外 贸行为而产生的商事交易、商欠等纠纷，到后来，则出现了票据类、海商类、知识产权类、 保险类、合股类等新的纠纷形态。这些纠纷形态特点各异，而其产生原因，既缘于商业经营 中市场交易的风险性等不确定性因素，也与中西方商事习惯的磨擦冲突有关。总之，这些形 态各异的华洋商事纠纷，构成了晚清时期对外经济关系和涉外法律生活的一个独特断面。 表一：同治六年(1867)至同治九年(1869)厦门一埠已结未结华洋交涉案 已结案件 未结案件 总 时 间 民商案件 刑事案件 民商案件 刑事案件 数 同治六年(1867年)2 l 3 同治七年(1868年) 1 1 2 同治八年(1869年)l 4 2 7 同治九年(1970年)1 2 17 l 21 总数 4 2 23 4 33 资料来源：本表据《福建通商总局造送同治九年福厦台湾各口与洋人交涉案》(《中国国 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3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整 理而成。 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特殊经济功能，使得上海租界成为晚清华 洋商事纠纷的主要发生地。下表为1902年至1912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受理的中美商民 纠纷案件统计表，通过该表，我们可以对当时上海的华洋商事纠纷有一个窥斑见豹的了解。 西【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问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428 表二：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受理中美商民涉讼案件表(1909一1912) 案 件 类 型 民商案 件 总 年代 刑事 商事 土地 知识 抵押 洋行与买 数 票据 保险 合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