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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与犯罪率同步增长的原因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荆 现代化几乎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它意味着文明和富裕。但是，伴随现代化的 许多“怪圈”似乎人类社会又无法摆脱和超越。其中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带来的 环境污染、可再牛资源的大幅减少；城市犯罪率的大幅上升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两大难题。 一、西方国家的都市化与犯罪增长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国家，1891年英国的城市数量率先达到了622个，城市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8％。同时，都市的犯罪问题极为突出。当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 的状况》(1892年)一文中曾指出：“那个巨大的贫穷的渊薮”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 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 为贫穷、失业所折磨的昔日农民大多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和希望，处于一方面是贫穷和饥饿，另 一方面是酗酒、卖淫与犯罪的恶性刺激和循环中。不仅伦敦如此，“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都一样。” “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英国犯罪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犯罪最多的民 族。” 继英国之后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似乎也未能避免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凸显，德国社 会学家李连费尔特(Lilienfelt)在《社会病理学》一书中分析道：德国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 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富有阶层的出现，同时也带来了以农村地区为中心的大量无产 者的产生，他们涌向城市寻找工作、使城市迅速膨胀。初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悲惨的生 活状态主要表现为失业、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贫困、恶劣的衣食住、卫生环境恶劣等，并带 来了犯罪等大量社会弊病的产生。 急剧的工业化带来社会混乱状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法国的工业化，以及由此引发的 劳动分工，破坏了社会一致性为基础的传统团结。由于法国工业化过于迅速，社会还不能及时 形成足够地调整机制，导致了许多社会异常现象的出现。 迪尔凯姆还认为：当社会发生急剧变迁时，社会规范、社会舆论、社会道德意识等就会产 生混乱或者被削弱，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作用急剧下降或者暂时消失，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则 会使个人的欲望迅速膨胀，使个人的需要失去控制，从而产生失范状态，在失范状态下，社会 缺少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个人需求的急剧增长并且无法控制，缺乏合适的方向和适度的界限， 正是这种无规则的混乱状态下，犯罪现象大量产生。 美国是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国家，189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 38％。100年后的1993年，美国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75．8％。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国 家之一。其间美国的“贫民窟”大量产生和蔓延，传染病流行、犯罪增加，芝加哥学派的“犯 罪区位学”研究在国际犯罪学界享有盛誉，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城市繁华商业中心区和郊区高 档住宅区之间的“中间地域”生活着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特殊社会集团，他们是一些已被拒绝参 与竞争者(犯罪者、失业者、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或没有机会参与竞争的人们(美国黑人、 移民、其他少数团体成员)，这些人主要从事小时工、盗窃、诈骗和卖淫等。 二、中国是否摆脱都市化与犯罪增长的“怪圈’’ 中国的都市化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都市化，它是在公有经济为主体，在强势政府调控下 的都市化，那么，它是否摆脱了都市化与犯罪率同步增长的帆陉圈”呢? 中国的都市化要比西方发达国家晚得多，解放初期的1951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仅为11．8％。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在“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大跃进”的带动下， 曾经有过都市化的“躁动”，但很快在国家流动人口政策的控制下平息。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 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7．4％。 中国大规模的都市化准确的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 后，中国经济改革“提速”，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对流动人口政策性干预减弱，中国都市化 的进程明显加快，其中，1996～2003年是中国都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一直保持在1．4～1．5个百分点的高增幅，到2006年中国的都市化水平已达到了43．9％。与 此同时犯罪率也出现了迅速攀升的趋势。运用皮尔逊R系数对1992～2006年的中国都市化水平 与犯罪率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35，表现出极高的相关性。这一数字表明： 中国的现代化依然没有摆脱许多两方围家曾经出现过的都市化与犯罪率同步提高的“怪圈”。 三、中国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犯罪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