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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市运营中小摊贩的管理观念与认识 最近对城市摊贩问题解决方式的提法都是“合法化”，这种提法来自人大代表[1]，来自学者[2]，也来自社会的广泛评议，可以证明是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看法。但很明显的是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摊贩根本就不是“非法”的社会存在形式，现行的法律并没有认定摊贩为非法的社会群体，只是关于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从事商业活动相关手续的办理的法律法规从实际上限制和禁止了摊贩的活动，让摊贩合法化多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提出的。但是让摊贩合法化的提法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深刻的涵义，这里有理论和历史的两个维度。 一、摊贩问题的理论解释 理论上的维度可以解释摊贩“非法化”问题的一个由来，同时它也是分析这个问题的把手和拐杖。从对身份的承认和认同这样一个思路来看，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斗争实际上是摊贩追求他者的正确、合理的承认的过程，而这种追求是因为他者承认的缺席，更加不能够承受的是他者的误认。正是这种承认的缺席和误认导致了国家和社会对摊贩认同[3]的变异，“如果围绕着他们的人群与社会向他们反射出来的，是一幅表现他们自身的拘谨、低下和令人藐视的图像，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便会遭受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扭曲。可见，缺乏承认或错误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把人囚禁在错误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4]这种伤害进一步的发展是对于自身低劣图像认定的内在化，当这种错误的承认内在化之后，即便在阻碍前进的客观障碍消失之后，伤害者自身也很可能无法利用新的发展机遇，除此之外他还不得不忍受缺乏自尊的痛苦。内在化的错误承认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最用力的手段，因为它不仅表现为外部的缺乏应有的尊重，他还表现在内部“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5] 这一分析的源头在费希特，但是黑格尔将霍布斯的斗争模型同费希特的承认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承认理论成为了动态的运动过程。[6]但是黑格尔只是开了重要的头，在分析为承认与认同这种话语在现代社会中所以必然被重视的过程中，查尔斯·泰勒区分了两种变化，并且分析了在公共领域里承认的政治伴随着两种重大变化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一种变化是作为荣誉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崩溃。在旧制度中荣誉并非人人享有，它的实质是“优先权”。在现代社会荣誉观因为不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而被反对，于是就有了现代的尊严观，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它成为唯一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观念。伴随着从荣誉到尊严的转移，是一种普遍主义政治的产生，这种政治的内容是权利与资格的平等化。它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是“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存在。“尽管解释各不相同，公民身份的平等原则已经普遍地被接受了。任何一种政治立场，无论它多么反动，现在都只能在这一原则下为自己进行辩护。”[7] 另一种变化是18世纪产生的关于个人认同的新认识。个人化的认同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并且要求个体忠实于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这是由人类正误判断出于情感的天赋道德意识观念所生发出来的。人以“我的方式”存在，受内心的召唤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不是按照外部一致性的模式来塑造我的生活，只有以这种方式界定自己，生活才会有意义，人之为人的涵义也在于此种独特性。自我实现和自我完成在于实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潜能。这种独特性经过学者的发展，既适用于与众不同的个人，也适用于与众不同的背负着某种文化的民族。这种现代认同观念的发展，引发了一种差异政治。实际上这种差异政治与普遍主义政治是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一方面差异政治基于普遍主义政治而产生的，因为差异政治要求我们平等的地承认差异的存在，承认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认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差异政治因为维护自身差异的合理性、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为普遍平等的原则介入到尊严政治提供了一个切入口。[8] 二、摊贩的“非法化”的历史及其解读 然后让我们按照理论的指导，退后一步，保持一段距离，来看看摊贩非法化的历史过程，看看对摊贩承认的缺失和错误是怎样为人所熟悉，并成为一种破坏性的观念的。摊贩的非法化并非从来如此，这种在交往过程中的塑造和构建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 实际上，作为“小型工商业者”之一的摊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和必要的形式，是和人类一起诞生的，从原始时期的物物交换，到席地而坐出售物品的集市到现代城市街头的流动咖啡车[9]，摊贩伴随人类的发展而始终存在，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原本从事历史悠久且“天然正当”的职业，并且还是部分传统文化的缔造者。但也正是这种传统文化赋予了摊贩第一个误认的身份，这源于中国“重农轻商”、“农本商末”的传统。农业社会有意塑造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保护农业、防止商业奴役农业而限制具有无限扩张性的商业活动。同时商人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民争利 ，还会扰乱社会秩序。秦朝的法律就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