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的比较.docVIP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皆是汉代史学家所撰写的史学著作，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以求在比较中得出二者在史学史领域里究竟谁的贡献较大。下面，本人将尝试从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二者对史学史的贡献谁多一点。 一 从编撰的方法上比较 ㈠体例的比较：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虽然《史记》包含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史书所不曾有的。”赵毅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中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汉代以后，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便有“二十四史”的形式，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本人认为《史记》可以贯通上下3000年的历史，要将这么长的时间内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记载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司马迁可以综合各种体列，然后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使得《史记》得以有序地记载过去和当时所发生的事，在创造性方面的确比班固的《汉书》强。《汉书》是断代史，它记载的重大事件是固定在汉朝范围内。众所周知。对过去特别是先秦的史实搜集远比对汉朝史实的搜集要困难得多，花费的精力当然也要多。因此，本人认为《史记》在创造体例方面的贡献比《汉书》大。 ㈡在编写形式、原则和态度等方面的比较：“《史记》为后世著史创立了序、论、赞的史论形式。《史记》有篇前之序，篇后之赞，有篇中夹叙夹议以及《自序》一类的论传形式，既整齐又灵活，多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最具理论色彩，感情色彩，并能揭示著作宗旨，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而《汉书》就缺乏这种形式，所以给人的感觉有点固定、沉闷。 司马迁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审慎态度完成了史记的写作，成为实录著史的榜样。班固也赞其为“实录”，就是经过历代史家比较，《史记》也被公认为信史，这不只是对《史记》的赞美，实以成为要求后史家信守的著史原则。而班固他也注重史料的选择与审核，选择标准是“切用于世”，但是由于其著史是由当时统治者所支持的（司马迁著史属于私撰），为了维护正统，吹捧和美化当权者，他也使用曲笔，这无疑使《汉书》的形象打了个折扣。 二 史学思想上的比较 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述往事，思来者”“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对“变”的认识正是对历史发展之势的研究，有一定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而《货殖列传》和《平淮传》也充分体现了他对经济活动的重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