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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挖掘新资料完善现代文学史体系 ——以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资料建设为中心 苏州大学文学院 范伯群 20世纪80年代初，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牵头下，制订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计划。当这个计划被批准为“‘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 目’’后，国内60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0位专业人员投入了这项规模宏大的工 程，从1982年起，这一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简称甲 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简称乙种)和《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 书》(简称丙种)共计划出版200余种书。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第一套大型的现代 文学史资料丛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当 时独立编著了一本《冰心研究资料》(2009年4月再版)和参编了《鸳鸯蝴蝶派文学资 料(上、下)》。至今还怀念当年与全国同行们一起，既无浮躁情绪，在图书馆里坐得 定，广泛搜觅；又能走南闯北，纵横东西，不畏旅途劳顿，以一种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精 神上下求索的美好时光。以后还有大型的《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等的推出。这次在现 代文学研究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庞大工程中是否还有不足之处呢，我想这也是在所难免 的。当时，我们没有将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转轨为现代型的“临界时段”的史料也重点置 于我们的搜索视野之中。我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晚清民初的量变到1917— 1919年的质变的过程这一重大的课题给忽略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组合被分割成近、现、 当三个学会，而当时也没有统一的机制去统筹这三段的资料工作的相互的衔接，于是难 免各自为政。再加上主观认识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我们所要建构的是“一元独生”的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因此除了搜罗新文学的史料、特别是新文学主流社团和作家作品 的史料之外，其他涉猎面是并不深广。由于上述的主客观的因素，使我们这个中国现代 文学学科的“起点”究竟在哪里，到现在还有所论争和正在进行探讨。最近，黄修己教 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一门1949年特定政治背景下为一定的政 治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学科，被认为‘思想最活跃’的学科，到现在连时间的上下限还没 有搞清楚，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也定不下来，还要争论；所以我觉得现在要产生真正有 价值的学术成果，是很难的。”①我以为当今的学术论争是必要的，否则只是“止水一 潭。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我们过去的成绩；同时也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资料工作中 作第二度的进军。我们应该去发掘中国文学转型期的现代化萌发的历程，我们应该使我 们的现代文学史反映清末民初文坛的“众声喧哗”的史实，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 是一部“多元共生的文学史。“史识’’来自“史实”。我们应该从挖掘新史料的过程 中，“凭原始资料说话”，去重写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我们要从新资料中酝酿出新论点 ·188· 来，从原始资料的海平面上浮现出经得起推敲与检验的观点来，而不是用一种先验的观 点来局限我们挖掘新资料的工程。 在今年4月下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严家炎教授第一位作大会发言，题名是《“五四文学思潮探源》，他开 宗明义就说： 中国的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这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 像过去那样，现代文学就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如今的学者恐怕已很少有 人赞成。较多的学者大概都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文学史，应该从戊戌 变法也就是19世纪末年写起。但实际上，这些年陆续发现的一些史料证明，现代文 学的源头，似乎还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10年，即』,X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算起。 根据何在?我想在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来进行讨论o② 严先生论证是建筑在“凭原始资料说话之上的。我在这里无法对他的文章作长篇 的引述，只能摘要介绍其大意，并简示严先生的结论性的意见： “根据近年发现的一些 史料，在这个源头上，存在着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文 学条下用‘外史氏’名义所作的一段重要评论，它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倡 导以口头语为基础来形成书面语，为白话文学开辟了较为宽广的途径。二是陈季同通过 法文著作和中文材料，提出了小说、戏剧亦中国文学之正宗，世界文学乃中国文学之参 照，倡导大规模的双向翻译等见解主张，打破了千年来某些根深蒂固的陈腐保守、妄 自尊大的观念，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