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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清理的法律分析 　　一、 我国不良资产的现状 　　对我国不良资产的现状，我们查阅不同的资料可以得出不同的数据。根据发布的机构不同可把这些数据归为两类：官方公布数据和国外机构评估数据。两种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可谓互见短长，相互参照或许可以使我们对现状把握得更为准确客观。 　　根据国家前两年公布的数字，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大约有20000亿元的坏账，占贷款总额的25%，其中大约有6%～7 %无法收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1998年初指出，我国银行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1997年底已达25%，其中属于呆帐贷款的不足2%，大部分是呆滞贷款。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上半年统计资料表明，1996年底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5.3万亿元，不良资产比重在20%以上，即使按20%计，不良资产也高达1万亿元以上。 　　马塞尔国际清算银行(BIS)在1997年的有关报告中，做出了一个比较谨慎的评估，认为截止1996年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为1.2万亿元左右。而国外的还有一些机构对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判断比较悲观，认为我国银行的坏账已经达到40%，其数额已经十分惊人，按照这种估计我们的不良资产已达2万多亿元。 　　而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最权威的数据，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国务院新闻办2001年1月17日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剥离了1.3万亿不良资产到四家金融资产公司，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在至少有1.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这还不包括未剥离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也未包括其它全国性或地方性银行多年来所产生出来的不良资产;更未包括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全国各省市的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社、财务公司、租赁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所产生出来的巨大的不良资产! 　　二、 不良资产滋生的背景分析 　　(一) 拨改贷：一个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我国不良资产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过程中银行资金财政化所致。在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财政一直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为企业统筹统配资金，而银行只是承担企业的资金结算，充当政府和企业的大出纳角色。随着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的企业资金配置方式也在做相应的改革。1979年，我国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1985年国家又全面推行“拨改贷”，政府不再拨款对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是把财政资金转给银行，由银行再贷给企业，企业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自此，我国的企业资金配置方式由财政供给制改变为银行供给制，这一变革是我国金融体制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一个前奏，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然而，与这一改革却同时伴生出许多新的问题：“拨改贷”政策的实施既有违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初衷，又产生了加重国有企业负担的另一弊端。就国家而言，银行贷款给企业的资金不是真正遵循借贷资金的运作规律，而是被用于财政性的用途，银行资金运行徒有借贷之名，而行财政拨款之实。企业的生产条件在银行供给制下仍然变相的由国家配给，而在银行供给制导致企业的盈亏和市场输赢仍然由国家负担;就企业而言，在以前纯粹财政拨款的制度下，企业只需负担向国家上缴利润。而在“拨改贷”之后，同样一笔款子，企业既要付利息还得向政府上缴利润，负担较以前翻倍增加。笔者以为这正是我国国企这么多年来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大量企业不能、也不愿如期还本付息给银行，最终形成了我国大量债权债务难以清偿、不良资产日益增多的经济难题。 　　(二)依法放贷：一个法律的悖论分析 　　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银行资金财政化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忽视法律手段调节、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过程。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简史，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金融活动的规范和管理以行政手段为主，无所谓金融立法。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是无法可依。直到1986年1月7日，国务院才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而这也仅仅是一个行政规章，且在立法体例上也存在着诸多天然的缺陷：将中央银行、专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规定在一起。这种合并立法的立法体例使得各项内容都甚为简陋，也很难根据各类金融机构的不同性质、业务范围和经营管理方式作出行之有效的规定。1993年我国确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事隔两年，也就是1995年，我国才进入了一个金融立法的高峰时期。一年之内，制定颁布了四部金融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与之关系紧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也于同年出台。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