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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地位的确立与音乐观念 　　摘要:随着儒家士子在朝廷中的掌权,势必会把对音乐的观念带到统治思想中去,而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家的音乐观点,是夸大了音乐的功用,认为“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即没有礼乐,成功的东西也会消亡。 　　关键词:儒家细想;地位;确立;音乐观念 　　汉武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不断稳固,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恢复发展,整个国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西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匈奴的侵扰、官吏的腐败、诸侯的各自为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等。在意识形态领域,汉初虽然推行了黄老学说,但并没有禁绝其他诸子学派的流传,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因此,“黄老之术”也显得与社会越来越不相配,统治者必须加强思想领域的监管,从理论上论证中央集权,以巩固西汉的统治,预防内忧外患。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审时度势,在政治理论上创立《春秋》大一统说,形成了一套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以仁德儒学为核心,阴阳五行为架构,广泛吸收先秦诸家思想,构建了一个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治所服务的新儒学,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顺应了时代的需求。首先,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春秋》为纲,阐述了《春秋》《诗》等儒家著作的治国理念,凸显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含义。其次,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建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1]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一则突出了皇权的权威,为皇权天命论提供理论支持,削弱老百姓的反抗心理;二则限制皇权,虽然皇帝君权神授,但必须受制于天,顺天意行事,不能胡作非为,皇权被上天管制,顺应民心;三是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同时董仲舒还兼收了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从上可知,董仲舒不仅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更吸纳百家之所长,总结了当时的理论成果,而成为当时最前沿、最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正因此,儒家思想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 　　围绕大一统说,新儒学与今文经学相结合,在音乐观念上采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夸大音乐的功能,皆力使音乐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董仲舒认为“子孙长治久安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认为礼乐教化可以使国家得到数百年的长治久安,今文经学的音乐观念在西汉中后期以后的朝廷中占有统治地位。 　　在音乐活动方面,西汉早中期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大型乐舞百戏的演出盛况,到西汉末年已渐渐消失。终西汉晚期和东汉之世,查遍史料,再也没有发现大型的音乐演出活动了。虽然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思想界得到了普遍的推行,但在音乐活动上却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儒家的音乐观点。直到西汉中期以后,儒士们才真正掌握了朝廷的权力,有了进谏的机会,于是儒家实用的音乐观念,又有横扫一切音乐活动之势。汉宣帝时,王吉上奏曰:“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元帝时,出身为儒生的贡禹进谏的用语更为果断,他上疏元帝:“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匡衡也进谏说:“放郑卫,进雅颂。”儒生们在获得政治权力,身份提高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实现着儒学的音乐理念。于是西汉早中期以来,朝野上下蓬勃发展的民间俗乐新声,逐步受到排斥。元帝以后,歌功颂德的乐曲和由朝廷组织的大型乐舞百戏活动逐步减少。《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曰:“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汉书》卷九《元帝纪》载:元帝初元五年,“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2]接连几次罢乐府的措施,最后演变成了不喜欢音乐的哀帝最大规模的罢黜乐府。西汉后期,哀帝刚刚即位就下诏撤消了乐府,并且缩编了一多半的乐府官职。据《汉书·礼乐志》载:“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此后,虽然宫廷的大型娱乐活动也曾经举行,但程度和场面已大不如前,而且被作为内政外交的固定模式被制度化,如“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做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3]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送单于时“飨赐,作乐角抵百戏。”[4]或被用在飨遣故卫士仪:“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阙罢遣,劝以农桑。”[5](故卫士,郑玄注曰指民给徭役者)原本集中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