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非现实性.docVIP

试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非现实性 　　摘 要：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只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其特征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并融为一体，这正是它的非现实性或空想性：强调天人合一、消弥天人对立；主张利用自然．但反对探究自然规律；脱离众生实践，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有其价值，但很难在现实的环保实践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天人合一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将目光转向了儒家古老的生态智慧，充分肯定了它的理论价值，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强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面有过多的关注和肯定，而对其消极面认识不足。笔者拟从实践角度，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非现实性或空想性作初步探讨。 　　一、强调天人和谐，消弥天人对立 　　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天人合一”。“天”即“自然界”，“人”即人类，“合一”就是统一为整体或合为一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 　　(一)从顺从自然到视自然为手足 　　早期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主要是强调人要顺应自然。《易传·乾·文言》描述的天人关系是这样一种状态：“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是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遵从自然的规律和秩序。 　　“天人合一”思想在宋儒那里获得进一步发展，自然被视为人肢体的一部分，天与人的区别、对立就看不见了。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滋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万物都是乾父坤母的阴阳二气聚合所生的子女，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人类的朋友。程颢提出自然万物就如同人的手足：“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等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有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他认为，万物是自己的一部分，不能只把自己的手足看成是我，应把天地万物也视为手足，如若不然，就是麻痹不仁，既是如此，就没有不爱万物的情怀了，爱万物犹如爱手足，在爱的情怀下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崇高精神境界。可见，儒家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混沌状态，也就消弭了主客体的对立使“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远离了物质生产实践和环保实践。 　　(二)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 　　现实中人与自然(天)既对立又统一，因为人具有自然属性，本身是自然的产物，依赖自然才能生存，这会导向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属性，这会使人独立于自然，按社会规律办事，这会导向同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界是两类不同的物质系统，倘若只存在同一性，仅仅顺从自然，无异于将人类降低到一般动物水平，消极地适应自然。人类要生存，就必须立足现实，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在这过程中，人类就要与自然界作斗争，这是最基本的现实。马克思说：“像野蛮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问题在于要注意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使人与自然都能持续发展。“天人合一”的前提必然是天与人实际上有所区别与对立，否则就无所谓“合一”的问题。儒家学派的个别思想家也曾提出“天人之分”，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如苟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主张积极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唐代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的命题：“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日：天与人交相胜耳。”可以说这是对苟子思想的发挥，遗憾的是这些独特的思想被淹没在“天人合一”的洪流中，在历史上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片面强调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和谐境界，忽视或不愿意看到天与人的对立和冲突这一基本事实，极易导向否定人对自然的改造意识，这同改革进取的现代精神是不相容的。这种“天人合一”其实是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人与自然的和谐被认为是一种既定的、原初的秩序，而不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状态。所以儒家要实现“天人合一”，就不是诉诸实践，而是依靠人的顺天修行去体悟，这恰恰是原始思维的特征。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农业社会的产物。在自然经济状态中，广大民众被束缚在土地上，男耕女织，靠天吃饭，通过仿效自然的智慧，在同自然的交往中得到了和平，享受到了安宁，这是与狩猎时期不同的。“自然在耕田人的眼里几乎可以说是效仿的榜样，是阐述人生的领域”。这种状态也反映在文艺作品中，请看辛弃疾的词：《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词中描绘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