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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现代法治价值研究 　　[摘 要]《韩非子》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学著作，其阐释的法治基础、法治价值、法治目的、法治原则、法治措施和法制改革，具有丰富的现代法治价值。对《韩非子》现代法治价值的发掘和研究，对推进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价值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韩非子》作为先秦乃至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十分重要的法学著作，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所阐述的“法治”虽非现代法治，但是它的某些思想或理论观点却蕴藏有丰富的现代法治价值。将《韩非子》的现代法治价值发掘出来，进行合理的阐释，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将有所裨益。 　　一、法治的基础 　　组成社会和国家的人，是具有名利追求的人。为了规范个人追求名利的行为，防止其损害他人利益和危害社会和国家，应当实行法治。 　　（一）人性假设理论 　　关于人的本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认识。儒家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法家认为：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现代西方对人性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人性的各种假设，在不同领域或者不同时代，互有长短。但是，在法治领域，人性恶或者“经济人”假设，更具有用武之地。因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关于人性的假设，韩非子最经典的论述是：“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关于人性的阐述说明：第一，人具有追逐名利的本性；第二，希望他人富贵或者死亡，不是人性善与恶的本质，只是因为有人富贵或者死亡，才能实现名利；第三，如果没有规则的约束，追逐名利可能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利益。 　　（二）利益的差异性和可交换性 　　韩非子不仅继承了乃师荀子的性恶论，而且还论证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差异。“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就是民众的私利，“明法度，塞私便”就是国家的公利。“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民众、官吏希望付出较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国家或者管理者则希望通过规则堵塞民众、官吏获取利益的不正当途径和手段，这就是民众、官吏与国家的利益差别。 　　民众、官吏与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可以进行交换，即国家通过授予爵禄来劝导民众立功，通过提供官爵和俸禄来获得官吏的智力服务。官吏的爵禄高低多少，取决于其对国家的贡献；国家获得的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与其给予民众和官吏的待遇有关。因此，韩非子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三）法治的可行性 　　在韩非子看来，人“好利恶害”、“喜利畏罪”的本性，是法治可以实行的基础。所以，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而且，通过法治的施行，还可以规范民众获取名利、官吏获取爵禄的行为，防止或者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 　　《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章》规定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由于人性的弱点客观存在，共产党要掌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做到执政为民，必须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 　　二、法治的价值 　　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才能够达到完善”，韩非子也无数次地提到“明君”、“圣人”治国。既然贤能的明君能够很好地治理国家，为什么还要法治呢。其原因是法治易于操作，人治难于普遍实施，而且“圣人”少，中等才能的人居多，所以选择了法治这种次优的治国方式。 　　（一）人治难于法治 　　孔孟在治国理念上主张仁德之治，要求执政者要仁德，以仁义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来治理国家。但是，在韩非子看来，儒家主张的“贤人政治”不可取，治国者只能务法不能务德。因为，德治“其心难知，喜怒难中”，而且只对少数贤人有效；法治“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而且对多数普通人有效。因此，人治难于法治。而且，法治也可以达到“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的效果。 　　（二）依法而治举措而矣 　　在韩非子看来，依法治国，犹如匠人、驭手一样，仅仅“举措而已矣。” 而且历史证明，即使是贤良之人治理国家，也离不开规矩和法度。例如：“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为什么要依法治国？因为法律是社会规律的反映、是人们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按照既定制度办事当然较为容易。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