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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低调俱乐部 　　[摘 要]低调俱乐部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和平派分子组成的声称要“低调”的秘密组织。它的组织成员主要有汪精卫、周佛海等；他们宣传抗战悲观、仇共等思想，同时积极奔走于对日妥协、抗战必败的外交活动。南京陷落后，改名为艺文研究会，继续从事妥协活动。低调俱乐部对时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低调俱乐部；汪精卫；周佛海；艺文研究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周佛海洋房的地下室中，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胡适等人为防空袭，经常来此避难，讨论时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秘密组织。由于低调俱乐部形成的特殊背景及其存在的时间较短等原因，学术界对其研究的著述颇少，主要研究成果有：方秋苇《陶希圣“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胡春惠《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1），但在这两篇文章中只是略提到该组织的思想和活动，比较侧重对人物的分析和事件的介绍，而缺乏对该组织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以低调俱乐部为研究对象，对其形成背景、发展、演变及影响为研究线索，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述，以求抛砖引玉，供研究者参考。 　　一、低调俱乐部成立背景 　　1937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国民政府为团结各方人士共赴国难，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听取国内各界对抗日救国的意见。谈话会期间，汪精卫发表了一篇《最后关头》的讲话，表面上大谈抗战到底，阐述誓死抗战决心，但实际上却在宣扬抗战必亡的民族失败主义，“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抗战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1]极力阻挠国共合作，反对全面抗战。 　　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以周佛海为代表的“和平派”回到南京，时值“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派出大批的重型轰炸机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进行轰炸，“十四日下午三时许，日本由台湾派重轰炸机11架至杭州投弹”[2]十九日敌机“大队来袭，炸军校、中大、考试院（2）”[3]等国民政府党政军重要机关。为躲避空袭，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南京西流湾周佛海洋房的地下室中避难，有的人甚至就常住在那里，召开谈话会讨论时局和战局。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仇视和恐惧普遍高涨的抗日情绪，讽刺国民党内主张抗战者是唱“高调”，厌恶国民政府内高唱入云的抗战基调，认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4]等誓死抗战的言论都是唱高调，宣称自己是低调分子，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主张妥协、协调、和缓，“对日方针应该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让步；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5]于是就形成以汪精卫为中心的秘密组织，该组织开展和平运动，为实现“中日和平”而积极奔走。胡适将这一组织称为“低调俱乐部”，目的在于抵制当时主张抗战的政治氛围。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八号私宅的地下室变成了低调俱乐部活动的主要据点，成为和平派讨论对日政策的大本营。 　　二、低调俱乐部的概况 　　低调俱乐部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成员大都是国民党内要员，宣扬反共和抗战必败的消极主张，积极策划对日外交活动，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汪精卫是低调俱乐部的精神领袖，是该组织的中心。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之职，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对日的外交方针，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汪精卫也因此而成为“卖国贼”、亲日媚日的代表。在主持行政院期间，汪精卫对日本的种种举措，与低调俱乐部的对日妥协思想不谋而合，“七七”事变后汪精卫暗结低调俱乐部，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他对抗战前途更加的悲观。于是，他们这些人就在无形中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开展和平运动，利用外交的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结束中日战争。 　　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的实际组织者。在南京西流湾周佛海家中的地下室是低调俱乐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周宅中组织召开谈话会，周佛海在日记中记载“十六日十时，适之、宗武、沧波来谈”……“下午约宗武谈外交进行方式”[6]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之一，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幕僚。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因战争的需要成立大本营，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政略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研究对日政策问题，在制定对日政策方面周佛海夸大中国的积弱与日本的强大，谓“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