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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责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摘要：网络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网络问责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降低了官员的犯错可能，增强了官员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网络问责，进一步推动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主要对策包括：培养问责主体的社会意识；建立网络问责的激励机制；加大问责信息的公开和审查；发挥同体问责的保障作用；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关键词：网络问责；问责制；发展；完善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072-04 　　近年来，公民借助网络参与政治、进行问责的事件层出不穷，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1]（P2） 　　一、网络问责的基本含义及发展历程 　　作为公民问责的一种实现形式，网络问责是指公民借助网络传播媒介，通过搜索、上传、发帖、转载、聊天等方式，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不当、失职及违法行为进行揭露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异体问责活动。网络问责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草根性和异体性、实时性和直接性、匿名性和互动性、分散性和集聚性等特征。[2]（P99）网络问责的过程一般包括网络曝光、广泛参与、汇聚信息、揭露真相、形成压力、产生结果等六个阶段。[3]（P1）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民数量的持续攀升，广大网民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以来我国问责制的蓬勃发展，促使网络问责在我国应运而生。在被称为我国“网络问责年”的2008年，网络问责呈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势头强劲，网民相继掀起华南虎照片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两省公务员公费旅游事件、周久耕事件等。2008年6月的一天，时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与网民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在线交流互动，并强调指出：互联网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随后，中组部、最高检、中纪委监察部等中央党政机关相继开通或更新了全国举报网站，这些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网络问责的发展。 　　2008年以来我国公民推动的网络问责事件，大都产生了实质性的问责后果，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周久耕事件、“微笑表哥”杨达才事件等。2008年12月因公开发表“查处房地产开发商降价行为”的不当言论，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遭到网民批评并被“人肉搜索”，其抽天价烟、戴名贵表、开豪华车等问题相继被网络揭露。10多天后，周久耕被免职并调查，后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2年8月26日，包茂高速公路陕西省延安市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6人死亡。时任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事故现场微笑的照片被媒体曝光，引发网友不满，随后搜索出其拥有数十块名表。不到一个月时间，杨达才被撤职并调查，后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这些网络问责事件，均是因为网民的质疑、揭发和追问，才使问题得以被曝光，“问题官员”得以被问责。[2]（P99） 　　二、网络问责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的积极作用 　　网络问责具有有效拓宽问责渠道、快捷汇集问责信息、广泛表达问责民意、有力监督问责对象的重要功能，它使公民找到了积极参与政治、实现监督问责权的新通道，也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官员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已成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建设责任政府的一条重要途径。作为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网络问责将会深入持久地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并将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的问责方式。网络问责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两点。 　　（一）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 　　我国传统的问责方式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虽然有时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表现在：掌握信息的公众不具备监督职权，与“问题官员”级别平行或稍高的监督问责者不敢或不愿进行监督，等等。而作为新型的问责方式，网络问责较好地避免了传统问责方式的弊端。网络问责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问责权，加上网络信息来源渠道广、传播速度快、知情范围大、社会效果强的特点，使得“问题官员”一旦被网络曝光，往往在一夜之间迅速传播开来。[5]（P37） 　　按问责主体不同，问责分为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同体问责，以及组织系统外部对其成员的异体问责。显然，以网民为问责主体对各级官员的网络问责是一种典型的异体问责，具有同体问责无法比拟的优势，深刻改变了我国问责制实践中异体问责缺位的现状。网络问责正以其独特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