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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譬喻”与古代文论的话语形态 　　摘 要：“以象譬喻”作为古代文论的重要修辞方式与知识生产方式，对古代文论意义生成及话语形态都影响巨大。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其分类、构成及文化阐释作出解释。 　　关键词：以象譬喻 修辞方式 知识生产 思维方式 　　古代文论中的“以象譬喻”是指其批评话语中广泛存在的以形象为主体，以譬喻为手段的将抽象的精神特征与精微的情感体验化为直观形象的文论修辞方式，表现为以人喻、以景喻、以事喻、以物喻、以典故喻、以禅宗喻等纷繁形态，统摄文论话语中作品论、风格论、作家论等多种维度。“以象譬喻”作为隐喻的一种方式，代表着修辞学与诗学的血脉联系，其重直觉、感悟、整体的属性代表着古代文论的东方特质。 　　一、“以象譬喻”的分类 　　“以象譬喻”作为一种隐喻修辞，其实质是以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这种理解和体验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装饰，而是“包含着新的信息”。要阐明这种新语境下的“新”信息就要考察作为喻体的“象”，可以说选择什么样的“象”关乎隐喻的成败和本质。古代文论中的喻体本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其取象可以说是纷繁复杂的。原因有二：其一，古人在运思过程中依据自己彼时彼刻的情感和体验、认识的角度和层次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喻象；其二，随着时代的变迁，审美趣味的转变，喻体也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趋向流变。如此看来，似乎喻体本身因其流变性和随机性很难被我们所掌握。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古代文论领域的分类都有些粗率。以往学者往往依据“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框架，将喻象首先分为“以人喻”和“以物喻”两大类，然后受到禅宗影响的归为“以禅喻”，如此还不能涵盖的再笼统归为“以境喻”。从文论的话语实际来看，这种分类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谢灵运的诗歌被评为“芙蓉出水”。按照上述分类大概只能被分为“以物喻”一类，但谢灵运的诗歌既不像“芙蓉”，也不像“水”，芙蓉出水既不单纯是“物”，也不是某种“境”，喻象的意义来源于语境而不是两个词的简单相加。再如：以音乐论文、以器物论文者，音乐和器物都是人创造的物，具体的比拟也和人脱不了关系，因此归于“以物喻”是十分牵强的。另外，以禅喻虽是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现象，但其与以物以人多有交叉，三者并不在同一层面，因此上述分类殊少精确观察和科学意义。 　　理查兹认为有两种隐喻，“一种是通过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产生的隐喻；另一种是由于人们对两种事物抱有共同的态度产生的隐喻。”[1]（P232）循此，我们可以将古代文论话语中的象喻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所谓的相似性指本体与喻体双方在形状、属性、作用、结构、过程、内涵等方面具有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于使用隐喻字表示有天才，因为要想出一个好的隐喻字，须能看出事物的相似之点。”[2]（P81）此类可以涵盖古代文论中的以人喻、以各种自然物为喻，如“水、风、草、木”等。姜夔云：“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3]（P310）其所言浑厚、宏大、贯穿、飘逸者正是人之精神所追求的。前面讲过的“芙蓉出水”一类也可以归到此类，因为此类比喻虽强调动态关系，但着眼点仍是相似性，属于心理学上“通过两种不同的感觉道感受到的某些刺激之间的相似性。”[4]（P13～14） 　　第二类隐喻所基于的共同态度可以分为价值上的相近性和本质上的同构性。前者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其论“洗练”云：“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缁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3]（P250）“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等与本体的联系正是他们在最终境界上的相近性；后者如以乐喻、以兵喻、以器物制作喻、以饮食、以建筑喻等。此类喻体与本体不是简单的相似关系，在传统文化的整体视野中，它们与文艺本身是同质同构的，斋藤正谦云：“不唯兵法而已，至夫工技、曲艺之事，苟得其解，则头头皆道，于文必有得焉。昌黎称张旭草书，虽善书者，或不能道。昌黎不必悟草书，亦因悟文而及之耳。”[5]（P9960）李建中曾就《文心雕龙》论道：“日月叠璧，山川焕绮，虎豹炳蔚，草木贲华……宇宙万物，以它们的形象与妙奇，以它们变化无穷也魅力无穷的“文”，有声有色地言说着“道”；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的人，遵循着天地自然的规律，同样以自己的衔华佩实、风清骨俊的“文”和“文章”，声情并茂地言说着“道”。这种言说的过程及实质，就是“自然”，就是“道”，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可见刘勰“原道”，以天地万物之文对道的显现，隐喻人之文对道的显现。人之文对道的言说之所以类似于天地之文对道的言说，其契合处既是形式或结构的相似，更是意义或价值的相通。”[6]（P54）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