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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安徽矿业的发展 　　[摘 要]近代安徽矿业的发展历经坎坷，经历了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中期，抗战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在政府的支持，商人的努力，外资的渗透下。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有着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近代安徽；矿业 　　作为我国华东地区矿产种类多、储量大的省份之一，安徽矿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时期，安徽采矿业和矿务冶金业就已十分繁荣。沿江当涂、南陵（今铜陵一繁昌一带）不少百姓参与开采铁矿，并筑炉炼铁。[1]近代安徽煤产地主要集中于沿江江南的池州、宣城、宁国、铜陵和淮河沿岸的宿县、怀远等地。其余包括马鞍山、太湖、怀宁等地也存在一批小煤矿。铁矿的开采主要分布在沿江一带，多集中于铜陵、繁昌、当涂等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安徽矿业几起几落，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的广泛参与与外资的不断渗入 　　洋务运动的开展之后，部分官僚、地主开始积极兴办实业。尽管近代安徽矿业的兴起始于1877年杨德创办池州煤矿，首次在安徽运用机器采矿。但真正促使安徽矿业的第一次发展则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彼时，清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也为了抵制西方资本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发开了对民间投资实业的限制。受此影响。大量安徽官绅开始投资矿业领域。 　　■ 　　据学者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安徽民族资本创办的矿业公司有23家，领有矿区32区。其中绝大部分是煤矿，另有铁矿、锑矿各一处。这些公司不大，资本较少。”[3]而同时期外国资本因其雄厚的实力和不平等条约所给与的大量优厚条件，大力投资安徽矿业。 　　仅1900年以后，外商与安徽订立的大宗矿业投资合同就包括：“1901年8月，日商土仓鹤松与宣城煤矿公司订立合办宣城煤矿合同，1902年3月，英商伊德与安徽商务局签订在安庆、池州、太平、宁国、徽州五属勘矿合同；同年4月，英国伦敦巨商代表凯约翰与安徽商务局订立歙县、铜陵、潜山等处勘矿合同；同年5月，意大利公司与安徽商务局订立凤阳、山的采矿权，大通、宁国、广德、庐州二属勘矿合同；1905年，英国伦华公司用欺骗手段攫取铜陵铜官山的采矿权。”[4] 　　所辛的是，由于安徽本地的人民群众的广泛抵制，这些合同多数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西方资本更多以渗透手段为主。他们通过入股安徽中小型矿企，避开中国官方监管和舆论关注，以逐步蚕食中方股权和控制权为手段，最终使得这些中小型矿企，名为中国企业，实则外资控制。据统计“全省的东流、贵池、怀宁、青阳、宣城、繁昌、广德等13个县内20多处煤矿，就有17处和外商合开，各地独自开办的煤矿不多。”[5] 　　二、1910年代至1920年代：本地矿企的严重困境与日资的日益坐大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在法令和政策上一度程度鼓励民族资本投资和兴办实业，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无暇东顾，给了近代安徽矿业的发展以“短暂的春天”。 　　“在这一阶段，在安徽注册领照的矿业公司有96家，领有矿区127个，面积达79268亩，为清末的4倍。其中，煤矿公司达81家，开采出煤的有宿县普益公司、贵池六合公司等24家，8年间共产煤32万吨，铁矿公司有15家，生产铁矿的有繁昌裕繁公司、当涂宝兴公司等4家，8年间共产铁矿31万吨。”[6] 　　尽管注册的矿业公司数量大增，但矿石产量的增长却十分有限。根据上文数据，“短暂的春天”里，注册的81家煤矿公司（企业）中，有近百分之七十的企业无法产出煤；注册的15家铁矿公司中，无法出矿的企业高达到百分之七十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重： 　　首先，从地质构造上来看，安徽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多数矿区地壳断层现象和褶皱现象过多，矿层深浅不一，加大了开采难度。而大批省内矿企事先未进行详细勘测，多数矿企技术仍停留在传统的土法作业中。技术上的不足直接导致了矿石产量低，品质不高。 　　其次，北洋时期，政局动荡。安徽本土缺乏强有力的军阀势力，使得安徽成为了周围省份各军阀相互争夺的对象。政局的不稳，给矿企正常运营带来负面影响。大小军阀在安徽普遍设立关卡，并对矿企进行各种名目的盘剥，苛捐杂税使得相当的小型矿企尚未开工就已经资金运转不灵，企业面临破产。 　　更为麻烦的是，省内各煤铁矿产区广泛存在小煤窑、小铁矿。正规的煤铁矿没有政府的许可，是无法通过关卡卖往上海等其他地区，而土法作业的小煤窑、小铁矿则通过走私等其他非法途径，大量贩往上海等地，不仅能够躲避政府的苛捐杂税，更比正规企业更方便快捷。“土煤既然能如此运销，机器开采的煤矿便无法与土法开采的煤窑相竞争。”[7] 　　因日本国内矿产资源贫乏，而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亟需大量的煤铁原料，而安徽又资源丰富，水路运输也极为便利，因而日本将安徽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