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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启蒙意识 　　摘 要：20世纪初，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猛烈冲击后，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此次启蒙的辩证法以启蒙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革除了对中华文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此次启蒙固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延展以及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启蒙意识。 　　关键词：梁漱溟；东西文化；文化观；启蒙意识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11-05 　　所谓“启蒙”，是指革除蒙昧，普及新知，在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中，将人们从根深蒂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而给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启蒙运动亦即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初，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猛烈冲击后，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此次启蒙的辩证法以启蒙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革除了对中华文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意义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此次启蒙固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延展以及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20年梁启超“西行”归来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对某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慕西学、重物质、反传统的倾向予以公开质疑。与此相呼应，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启蒙意识。 　　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发的文化论争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短短的一年（1921年10月至1922年10月）之间，就刊印了5版，且有近百篇文章及十几本论著随之讨论东西文化问题。该书在短时间内被译成12国文字，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蒋百里语），因为它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1]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在冯友兰看来，主要是由于该书所讲的问题，即是当时人们心中所思所想的问题：“梁漱溟先生……作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2]然而，令梁漱溟感到沮丧的是，如此强烈的反响却主要是来自于对他的批评，这与他原本的意愿相去甚远，梁漱溟也因此被视为反对思想革新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对此，梁漱溟予以坚决否认，并针对胡适的批评写了一篇长文作为回应：“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不觉得我是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3] 　　梁漱溟的辩解是必要的，因为他并非拒绝西方文化而偏袒中国文化，而是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梁漱溟认为，与西方文化相较，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确实缺乏科学精神和民主观念。中国人所讲的“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4]他还说，中国人“总想天下定要有个作主的人才成，否则岂有不闹哄的？闹哄起来谁能管呢？……中国人看见西方……个个人一般大小，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也是顶可惊怪的。”[4]（362-363）因此，梁漱溟把中国的政治生活原则理解为：“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将西方政治生活原则概括为：“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个人的事都无过问的权。”[4]（365）在对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观念加以首肯的同时，梁漱溟极力主张应对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予以改造，“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装上去。”[4]（337）由此可见，梁漱溟不仅不反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而且对自由与平等亦有着真诚的祈盼。更值得称颂的是，他对中国文化中的弊病也是毫不掩饰地加以批评。 　　声称自己并不阻碍思想革新运动的梁漱溟，之所以被人们“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则来自其论著本身：一部复杂且深刻的著作问世，人们往往难以迅速地把握其思想内容及精神实质，容易对其思想内容的复杂性、深刻性、多元性作简单或片面的理解。况且这部著作又出版于文化论争年代，且属于非主流意识，这就无怪乎梁漱溟要被人们误认为“思想革新运动”的“障碍物”了。 　　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启蒙意识 　　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的比较，始于1918年与张申府①的讨论：“我当时叙说我的意见，就是我观察西方化有两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