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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盐政的两次改革看票盐法的形成 　　[摘 要]清代两淮盐务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淮盐务改革剔除积弊，振兴盐业，为历代改革家所推崇。清代两淮地区的盐政体制经历了从清初的纲盐制到道光年间的票盐制，继而发展成循环转运制的历程。本文通过探究法论述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两次盐法改革的过程与关系，以期廓清清代票盐法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陶澍；陆建瀛；票盐制；联系 　　一、道光年间的陶澍改革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年间进士。道光五年（1825年）出任江苏巡抚，1830年任两江总督。他在任内大胆革新，被道光帝称为“干国良臣”。 　　陶澍于道光十年任两江总督之时，两淮盐务已经举步维艰。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官盐成本高，官价昂于私价 　　导致这一后果的一个原因是，销盐区域划分僵化，促使运盐道远，成本提高，盐价昂贵。 　　清代盐政多沿革明代旧制，在销区划分这个问题上同样如此。 　　明清两代两淮地区产盐区对比 　　从上表[1]可知，清对明的销区划分仅稍微改动。一省之内以各州县所临近的产盐区为界，销售数种食盐。这种划分必然导致一些地区购盐的运道过远，使得百姓不得不以高价购买食盐。两淮盐区的行盐地带最为广阔，除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离淮盐产地稍近外，其余三省则离淮区最远。淮盐自仪征进入长江分运往其他地区――少则1460公里，多则1600公里――已是路途遥远，再由汉口出运，运程之远可想而知。故僵死的销区划定，使得官盐的价格水涨船高。 　　官盐成本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浮费（不必要的开支）开销过大。 　　早在顺治、康熙两朝，各种浮费的摊派勒索就已经非常严重。李煦在康熙四十四年的一份奏折中指出“淮商之浮费甚多，大致分为三项，一送程仪，一索规礼，一遇别敬”[2]。这三者在一年里收取的费额不下千万两。我们可以看到，程仪、规礼、别敬皆是与盐政无关的费用，可见在盐务的其他各个环节中所收取的费用该是多大。 　　此外，旧制手续复杂繁琐，再加上层层剥削，无形中又使得官盐成本大大提高。纲运法规定：领运有请、呈、加三项名目，又有平、上、去、入四处截角名目。名目众多，但其余花样亦不可少，导致运司衙门书吏达19房，商人办运请引，文书辗转11次，经大小衙门12处，名为稽查，实为剥削[3]。 　　（二）私盐泛滥，官不敌私 　　历朝历代私盐都是盐务中一大难题，在清代尤为严重。正杂课银，浮费勒索，高额利润使得官盐价格过高。而由于销区划分不合理，各区课税轻重不一，官盐价高，私盐价低。故多数百姓选择购买私盐，私盐因此泛滥。 　　清代私盐成灾，名目较多，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场私、军私、官私、邻私、船私、商私、枭私。仅其中一项就足以使国家财政受损，但是历代的盐政改革却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私盐，原因错综复杂。在此，我们姑且举两个例子仅从私盐的形成这个角度谈谈。 　　一是场私，又称灶私，属于食盐产区的走私，被视为贩私之源。西浙盐课监察御史卫执蒲曾经说过“场舍为产盐之所，灶户乃煎办之人，除此而外，盐无他出。”顺治年间，场私问题就已较为突出。场私严重的原因有很多，如冯桂芬在他的《利淮鹾议》中曾提到的仅是地理方面的，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廷指定的盐价低，生产成本价却较高，灶丁不能以为继，故必走私盐才能维持生活。 　　其次，灶户剥削繁重，使得迫于生计的灶丁不得不走上私卖之路。 　　第三，盐商常常由于盐引滞销而倒闭，无力购买灶丁之盐，迫使灶丁走私。 　　第四，盐场各官贿赂成风，监守自盗，在走私中通同分肥。 　　由于灶丁迫于生计，官员的监守自盗，导致了场私的出现；且若无中央的大力改革，这种情况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二是官私，分为官员走私和缉私官员走私两种，都与清代官吏腐败有关。两淮巡盐御史胡文学曾经痛陈官私之弊“有私设立捕役，原为巡缉私盐，给以腰牌。因系在官人役，愈便行私，他人不敢缉拿。即有盘诘，借口功绩盐斤，可以蒙混。故多一捕役，即多一私贩！”[4]官私在当时处于一种难问难拿的境地，因为官员一般都大权在握，官官相护。 　　从私盐的种类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走私存在于各个行业，各个环节，这样就会导致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官盐积压，国库难充，进而影响国家财政。促使清廷不得不对盐政进行改革。 　　（三）官盐积压，盐课积欠，资金周转不灵，盐商倒闭 　　首先明确一点，清代陶澍改革之前国家对盐税实行的是先课后盐的政策。即盐商先将所行之盐的盐课缴齐后才能行盐得利。事实上，清代嘉道年间官盐滞销现象严重，很大程度上跟该纳税制度有关。在陶澍改革之前的道光九年，淮南滞销盐引达501812引，淮北滞销盐引达97645引，滞销盐引均在三分之一以上[5]。道光十年更甚。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