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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研究 　　[摘 要]重特大疾病是群众致贫、返贫最为重要的原因，实施医疗救助是有效的应对方法。该制度自2012年试点实施以来，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然而，该制度在救助对象、救助范围、救助标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为了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减少贫困，政府应对症下药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贫困人员；救助对象；救助标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没有发生根本转变。重特大疾病如洪水猛兽般威胁着人们，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已成为医疗改革的重中之重。对此，2012年，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向罹患重特大疾病的贫困人员提供医疗救助。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一、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必要性 　　首先，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是保障公民健康权的需要。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首次宣布健康权为基本人权，它指出：“享有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随后，该权利被写入各国宪法。在我国，“人权”于2004年写进《宪法》，其外延包含了健康权。在现代社会，健康不仅是公民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应当关注的。“给付行政”理论的鼻祖福斯托霍夫认为，“即使一个人掌握了相当程度的生活空间，亦不免有取用于社会的必要性，国家应当为其提供维持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质或生活服务活动。”[1]面对重特大疾病，贫困人群凭自身的经济实力无法与之抗衡，其健康权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时政府有义务提供“生存照顾”，实施医疗救助。 　　其次，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是减少贫困的需要。“贫困”总是与“重特大疾病” 相连。有学者研究表明，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致贫率与地区经济水平呈负相关，西部地区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及致贫率最高，分别为15.8%和10.8%。[2]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收入较低，饮食结构不合理，公共卫生状况较差，患重特大疾病几率较大；同时，他们在接受医疗服务方面处于劣势，重特大疾病治疗不及时，导致生产能力下降，经济收入低，这就成为长久贫困的根源。若要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则必须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减少贫困人口的医疗花销，改善其健康状况。 　　最后，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社会公平问题日渐凸显。罗尔斯指出，解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应在坚持机会公正平等的基础上，运用差别原则，从社会中甄别出最少受惠者，使之得到补偿。[3]贫困人口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少受惠者，在其遭受重特大疾病时给予医疗救助，是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换取实质上的平等。这样才能使其共享社会建设成果，从而促进社会公平。 　　二、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现状 　　自2012年1月四部门联合下发《意见》以来，中央和地方频发文件，建构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综合来看，目前该制度包含以下内容： 　　（一）救助对象 　　《意见》规定，“救助对象主要是患重特大疾病的低保家庭成员、五保户、低收入老年人、重度残疾人以及其他因患重特大疾病难以自付医疗费用且家庭贫困的人员。”至于具体条件，该文件授权由各地方规定。于是，各地方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加以确定。总体而言，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方救助对象范围就越宽。例如，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规定的救助对象为：凡具有该区常住户籍，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三无”人员、低保对象、低收入对象及其他困难对象。相比之下，广东省广州市的救助对象更为宽泛，它规定，具有该市户籍、经其他医疗救助，其医疗救助金额达到或超过年度最高限额，需继续住院或治疗特定门诊项目疾病的城乡居民，可申请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二）救助范围 　　毫无疑问，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主要针对“重特大疾病”，然而关于“重特大疾病”的判断标准却无定论。实践中出现了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为按照“所患病种”救助。例如《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救助患有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急性白血病、儿童脑瘫、胃癌等26种重特大疾病患者。第二种模式是以患者个人自付的“医疗费用”为标准进行救助。例如《广州市城乡居民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行办法》不设病种限制，救助对象个人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在5万元以下的，由医疗救助金负担50%；在5-10万元的，由医疗救助金负担60%；在10万元以上的，由医疗救助金负担70%；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对象，由救助金负担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