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早年反清革命活动探析（1902―1905）.docVIP

蔡元培早年反清革命活动探析（1902―1905） 　　[摘 要]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后，他感于清廷昏聩，由京畿中枢远走江浙地方，积极投身新式教育，培养进步知识分子。拒俄运动中，他因受上海的激烈氛围影响，转而领导反清革命。他以中国教育会为枢纽，网罗各种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活动，一时间成为清末革命浪潮里的中心人物。同时，作为传统科考制度中的成功典范，他的革命行止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士人”烙印。短短几年间，蔡元培从晚清翰林转变为革命领袖，又由革命者回归职业教育家，这大起大落的身份转型，既归因于蔡元培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清末数年间所经历的深刻变化。 　　[关键词]蔡元培；中国教育会；光复会 　　1902-1905年，蔡元培旅居上海，主持中国教育会。这四年是蔡元培一生中最为激进的一段时期。他以教育会会长的身份为掩护，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全国最激进的一批反清志士聚集在蔡元培身边，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浪潮。一时间他成为国内反清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研究这一时期蔡元培的行动轨迹和思想特征，无论对进一步了解蔡元培其人，还是对从微观层面管窥清季十年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上海激进知识分子群体，都有所裨益。 　　关于早年蔡元培言行的记载散见于当时的报纸、书信和当事人的回忆中，不同版本的记述又往往互相抵牾，需详加甄别。故此，虽然近年关于蔡元培的各类研究层出不穷，据周佳荣统计，至2007年，国内发表的相关论文就多达五百余篇。[1]但现有研究成果多偏重评述蔡元培晚年的教育功绩和伦理思想，对于他早年的革命经历则较少有学者注意。鉴于此，本文将以1902年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1905年蔡元培加入同盟会为起止点，具体分析蔡元培这一时期的心理特征和行为逻辑，试图把握早年蔡元培特有的文人气质及对其以后教育生涯的影响。 　　一、脱胎于教育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 　　因租界的缝隙效应，20世纪初的上海已成为晚清各类新型文化人谋求生计、政治避难和运动革命的集中地。随着上海新知识界的形成，一系列民间社团应运而生，中国教育会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团体。1898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同情变法的蔡元培认为“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2]遂决议离开京城。10月26日，他由北京经上海回绍兴。1902年4月21日，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黄宗仰、王季同、汪德渊、钟观光、蒋维乔等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事务长。[3] 　　短短一年间，中国教育会规模急剧扩大。1902年10月24日，蔡元培与蒋智由、黄宗仰等开办爱国女学。11月16日，他以南洋公学学潮为契机，帮助退学学生创设爱国学社。二者皆隶属中国教育会。教育会深入基层社会，同里、常熟等地都设有支部。[4]蔡元培还一手筹划了绍兴教育会。1903年春，他邀集绍籍旅沪人士经元善、杜亚泉等五十余人，在徐园召开大会，筹集办会款项。[5]因与会者中赞成者寥寥，同年，他又致信绍兴乡贤陶?宣，商谈集款之事。[6]经过一番努力，绍兴教育会终于在是年春夏之际成立。[7] 　　除普及新式教育外，蔡元培对宣传革命思想亦不遗余力。早在1901年11月11日，蔡元培、蒋智由等即创办《选报》，选载当时各报要闻。[8]中国教育会成立后，《选报》旋被当作该会机关报。南洋公学学潮事发时，《选报》特发南洋公学学潮专号，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因“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9]每逢周日，他率领学社社员到张园发表演说，“昌言革命，震动全国”。[10]1903年初前后，《苏报》主人陈范自愿将该报隶属于教育会，蔡元培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皆鼓吹革命主义”。[11]这样，教育会的“一切言论，以苏报为发表机关”。[12] 　　短时间内，中国教育会虽支部遍及各省，声名远播海外，内部却结构松散，缺乏凝聚力。教育会内一直存有温和、激烈两派，“激烈派主张以学校为革命秘密机关，蔡孑民主之；温和派则以名实应求相副，不如纯粹办教育，培养国民，叶浩吾等主之。”[13]对于叶瀚、蒋维乔等人欲单纯普及教育的主张，蔡元培始终很不以为然，认为温和派诸君“皆好为高论，或不适于实行”。[14]就1902―1905年间教育会的实际活动而言，蔡元培等激烈派长期在会内占主导地位，故温和派难免发出“诸君子身在教育会中，而尽力于教育者甚少”的声音。[15] 　　然而，即便在激烈派内部，不同个体的革命思想的萌发也有早晚之分。其先知先觉者，如章太炎。他先后写了《讨满洲檄》、《革命道德说》、《复仇是非论》数篇文章，提出“期于颠覆朝廷而止”，“光复中国之种族”的理论纲领。[16]其后知后觉者，如吴稚晖。他加入中国教育会后，初不知该会的秘密革命宗旨，及至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他参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