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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能否养廉？ -----社会主义廉政建设小论 廉政建设一直是我国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反腐倡廉也是现在社会最受关注的一大热点。但是无论党和国家多少努力搞廉政建设，社会如何的关注，腐败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究竟问题出在哪？我们又如何去对症下药，根治腐败问题，是本论文的重点。 我们先来看看大国企一些尴尬的薪酬现象： 红塔集团总经理褚时健在位17年，红塔集团向国家上缴利税800亿红塔无形资产价值352亿。而褚本人17年总收入仅80万元； 首钢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贪污受贿； 中国长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于志安携40万美元外逃； 兰州连城铝厂厂长魏光前（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优秀企业家等）“我一个有5000职工的大厂厂长，拿的工资竟不如个体企业的老板”。 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腐败？很明显，利益的驱使。 一些人奋斗了一辈子，给国家与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到头来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人都是有欲望的，在利益的诱惑之下难以把持的住，所以腐败问题才层出不穷。 高薪养廉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历代皇朝都将惩治贪赃，褒奖清廉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历史上高薪养廉的措施及条件鉴于单纯地依靠法律的惩处难以杜绝官吏的贪婪，为了奖励廉洁，我国历史上提倡过高薪养廉的制度。俸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曾经被多个朝代作为防治官吏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由国家发给官员较为丰厚的俸禄，使其不致因有生活之忧而走上腐败之路，这就是古人常说的“禄以养廉”。到了清朝，则干脆在额定的俸禄之外另行增加大大高于俸禄数额的钱财，直接了当地称之为“养廉银”。宋神宗曾与王安石谈到，在重禄重法初步实施后，被断罪的相关官吏从每年七百减到每年二百。这个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它所反映的官吏腐败致罪的比率下降却是事实。 试图在制度上实行高薪养廉的是雍正皇帝。清兵入关后，基本上是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很低。而且还不断要求官员们“捐俸”、“减俸”以满足军事行动带来的国家开支，使得官员的正常收入与生活益显窘迫。官员为了维持其正常生活或挥霍性消费，以及迎来送往、打点上司，除了靠贪污受贿外，还有一种弥补措施，就是征收耗羡（也叫“火耗”）。养廉银仍高出正俸5－20倍。而一些佐杂官员，则养廉银与正俸比例显得较低。这样一来，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而发愁了。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于是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腐败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马明哲，年薪 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机关也应该逐步实行高薪养廉，在保障了官员的利益之下，辅之以我国强大的法律效力，相信没多少人胆敢以身试法去贪污。 当然，社会主义的廉政建设不能单纯依靠高薪养廉。毕竟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高薪之后，有些人还会期望更多的利益。这时候，就要加强对官员们的思想教育，还有强有力的法律惩戒效力。多管齐下，方能将社会主义的廉政建设搞得更好。 社会主义廉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搞好的事，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希望我国的腐败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想看到我国的官员的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