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 跨文化传播学术.pptVIP

c)BBC 的文化精英主义问题：由于公共广播电视高高在上，可敬不可亲，极度商业化的、在政治上往往是右翼的，也即在话语形式和情感上征用了下层民众的表达，而在本质上违背了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小报和商业广播电视，反而吸引了相当一部份下层民众，公共广播电视高高在上，可敬不可亲，极度商业化的、在政治上往往是右翼的，也即在话语形式和情感上征用了下层民众的表达，而在本质上违背了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小报和商业广播电视，反而吸引了相当一部份下层民众。 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建设如何在“反三俗”的语境下警惕文化精英主义，并如何在以分享和交互性为特征的网络和数字化技术条件下激发有公共意义和大众民主特质的文化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d)何为文化：如果我们从威廉斯所论的人类学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过程理解为普通人参与社会和文化价值构建的过程，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互助和博爱价值被普遍化的过程，那么，“红色文化”建设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如威廉斯所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双重意义——文艺、科学和涵养和整体的生活方式—— 才会有可能“在一种共同的努力中成熟和融合”。如何使”红歌”不仅仅是几首老歌，而被年轻一代理解为“红歌”所代表的社会理想和一种可欲和可求的善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为之奋斗；如何引导年轻一代在追求这一理想的社会实践中，谱写出他们所属的数字时代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红色文化”。 e)谁的自由？ 如何让具有社会主义公共意义内容的生产成为专业媒体人和文化人自由和自主实践，而不是政治控制下阳奉阴违的生存法则，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力图解决的文化人的政治立场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是今天非常急迫和棘手的问题 f) 如何建立评判机制？如何通过适当的评估和自我反馈机制与社会建立良性互动 这段话有什么问题？ “目前，我国收视率调查采用的指标体系及方法是沿用欧美国家模式，其样本户基本上为普通群众，而对其他文化层次，特别是较高层次观众的抽样比例较低。改版后，重庆卫视节目的品味和文化内涵大幅提升，而收视率样本户却没有改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收视率降低的表象” 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 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 西门菲莎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赵月枝 一、另眼看重庆的理论背景 我这几年在国内的讲座选题见证了批判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的发展： 从2009年之前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 到2009年呼吁传播研究新的思想解放， 提出5个“R” （理论取向问题）（《现代传播》2010第5期文章《重现乌托邦》） 再到2010年提出“‘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 （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传播与社会》第18章） 2011年，我看到了： 1）西方新闻业危机深化——以“窃听门”为极端； 2) 中国新闻体制改革新探索——以重庆卫视去商业化改革为先河 危机背景下新闻传播研究的5个理论新面向 1、背景：危机呼唤新的思想解放 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回应 新自由主义全球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成为主导，信息传播产业成了资本积累的新场域 – 形成了信息资本主义 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新闻传播业进入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时代 2008年以来的危机再次证明，资本主义模式无法解决其结构性的矛盾：正如加拿大政治学家列欧潘尼奇（Leo Panitch）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所言：如果这场危机只证明了一点，那就是，那些认为能在现有体制内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不平等和周期性危机的改革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浪漫派，而马克思才是更实在的现实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生态和文化层面的，也就是根本性的：生态事关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事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上的“三重危机”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当下世界历史现实，它们展露了消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急切呼唤我们开拓学术研究新视野 由于传播问题和中国问题是信息资本主义和网络社会时代讨论全球化危机和探索出路的两个关键，坐拥人类唯一持续文明的华人学者有担当起世界历史责任的义务与条件 同时，由于传播学是1950年代美国冷战社会科学的“重灾区”和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前沿”，中国传播学者的重新思想解放比其他领域更任重道远 当下，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精英民主政治诉求、现代化理论框架和新自由主义“政治无意识”在完成了其“告别革命”和为媒体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流行提供学术合法性的使命后，已无法使本领域在“三重危机”下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作为 因此，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什么样的“范式革命”能使依然或多或少依附于西方、将中国的经验和社会体验放置在割裂的、专门化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