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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转制引发的思考 王仿子 最近几个月，出版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出版转制的话题。把出版社区分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企业单位，由此引出种种议论。我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与在职的出版人接触不多，偶有所闻所见往往是不全面的。然而，即使只是片言只语，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比如，在《转制大背景下的大学出版社》一文（见《出版参考》2005年第1期），引用九所大学校长针对转制的思考，说道：“这些校长基本上都认为，大学出版社还是应该走一个非商业化道路，大学出版社是要发展，但是它的目标应该是学术性，非商业性的，应该和社会上的一般商业性出版社有所不同。” 　　几位校长认为转制就是把出版社转为商业性的出版社。他们从“经营性的企业” 联想到“商业性”，从“商业性”想到“营利性”。大学出版社以学术质量取舍书稿，与以商业观点追求营利是格格不入的两种办社思想，所以他们认定大学出版社“应该走一个非商业化道路”。我钦佩这几位校长坚持把出版社定位在学术性出版机构的主张，可是，我要指出，如果以为一旦转制为经营性出版企业之后，必然用商业观点追逐营利的看法是一种误解。 　　还有《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一篇报道《出版集团：整合资源做大品牌》，其中一位被该报记者尊称为出版学研究专家的一句话也引起我的注意。这位专家在赞赏出版集团整合资源、创建品牌的大手笔之后，不无忧虑地说：“一旦出版社转为企业，操作这类市场效果预计不会很理想的文化积累类读物是不符合现代企业运营规律的”。这就是说，“现代企业运营规律”一旦发生作用，“市场效果预计不会很理想的文化积累类读物”就难以产生了。显然又是一种对出版企业的误解。 　　一般人从企业想到“商业性”“营利性”是有原因的。解放前，1947年初版的《辞海》，对“企业”这个条目的释义，一开头就是“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之事业也”。释义表达了投资人经营企业的目的，为营利而办企业是那个时代的共性。然而，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企业还是企业，企业的经营者变了。《辞海》新编本，1965年上海第一版，编纂者根据新的现实，改写“企业”的释义为： “从事产品生产、流通或服务性活动的经济单位。如工业企业、农业企业、商业企业等”。后几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企业”的释义是：“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经济活动的部门，如工厂、矿山、铁路、公司等”。国体变了，虽然出版企业还是一个有投入产出经济核算这一套运行规则的经济单位，却已不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的企业了。 　　我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新中国第一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1950年成立，出版总署在《关于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中规定：“人民出版社为直属出版总署的国营出版企业”。人民社在第一任社长胡绳和副社长兼总经理华应申主持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出版方向，质量第一的出书方针，出版了大量的政策文件、马列著作和学术著作。对于印数偏低的学术著作，在《图书成本及定价核算暂行办法》中，除规定图书利润占定价4%之外，有一但书：“个别图书之定价，可以伸缩，甚至低于成本，但须保持全部出版物总定价与总成本的一定比例”。由此产生了新的行业术语：“以盈补亏”“ 以书养书”。 　　出版企业亏本出书，并不是人民社的首创。凡是追求文化成果的出版人，免不了有明知亏本仍然乐意接受书稿的时候。现在能查到有文字记录的是韬奋先生在论述生活书店出版工作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的辩证关系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见《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第90页）中说的：“本店的出版事业，有些部分是有钱可赚的，可以移来补贴补贴蚀本的部分”。当年鲁迅、邹韬奋办出版，目的在于传播进步文化思想，唤醒民众。因为有这个目标，“现代企业运营规律”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能阻止邹韬奋蚀本出版“市场效果预计不会很理想的文化积累类读物”。一个“现代企业的运营规律”在民国时期尚且不能左右邹韬奋，怎么能够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挡住韬奋精神继承者为贯彻出版方针而蚀本出书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质量第一，与今天的社会效益最高准则，可以说是同义语，没有质量就没有社会效益。人民社坚持质量第一，以盈补亏的出书方针，为“市场效果预计不会很理想的文化积累类读物”敞开一条通道。又因为善于经营，精打细算，“保持全部出版物总定价与总成本的一定比例”，到建社40周年的时候， “出版了八亿四千万元产值的书刊，为国家创造了六千多万元的利润”（见《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76页）。我在这里所以多说几句，因为有人完全不顾事实，竟说出“公益性事业单位，似不必再为竞争啦生存啦发展啦等等劳心费神”，“人民社里一坐，铁饭碗一端”，“国家财政供养着公益出版”等等一番的话。 　　人民出版社是国营出版企业。人民出版社是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典范。稍后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