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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讨论课 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及中国的西方形象 六种西方的中国形象类型 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教理想国以及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 ； 前三种类型对应着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乌托邦一极，而后三种类型则对应着形象学的意识形态一极。 中国形象的形象学意义之一 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着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内容，有对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也有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是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 它们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像，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惧，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 意义之二 中国形象的功能不只是在知识与想象层面上作为“他者”帮助西方现代文化完成自我认同并确认西方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还在价值与权力层面上配合、协调、支持西方现代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为掠夺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性的“正义理由”。 中国形象研究的理论资源 形象的建构与生成理论深受现代阐释学、接受理论的影响。如海德格尔等人的“前理解”界定，萨义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东方学的阐述以及福柯等人的“话语”理论等。 “大汗的大陆” 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 渗透着萌芽中的世俗资本主义精神，其中包括一种对王权统一、商业财富、感性奢侈的生活风格的向往。 是一种与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完全相反的精神，从文化根基上解构中世纪意识形态，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大中华帝国” 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 一个政治开明、治理有序、公正平等的“大中华帝国”形象对于一个贫瘠混乱、动荡不安，但又生机勃勃、开放自觉的欧洲来说正好满足了他们不满自身与反观、反思自身的需要。 他们与其需要一个真实的中国，不如说需要一个理想的中国。 “孔教理想国”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中国人完全生活在自然理性支配下的制度与道德中，没有基督教也可以产生英明的君主、严整的秩序和高尚的道德，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又神往的“事实”。 “孔教理想国”将道德实践与政治理想建立在自然法则与人的道德天性上，证明不需要宗教神学的基础，人类理性足以担当起人的道德与幸福。 乌托邦中国形象的意义 西方乌托邦传统有两个源头，古希腊的古典哲学与古希伯来的《圣经》。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复兴与繁荣，在启蒙哲学家那里达到高潮 ； 树立中国的乌托邦形象从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到孔教理想国是确立西方社会、文化现代性的需要； 西方现代性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社会层面，包括理性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内容；二是审美层面，包括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美学运动对现代性的反叛与超越。 抛弃乌托邦的历史原因 法国大革命前后，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模式已经得以确立，启蒙时期以理性重建历史的核心思想在借理想的中国形象批判自己的同时建立了现代西方的基本内容，理性开始反过来怀疑和批判曾经鞭策过他们的那个理想国的真实性。 启蒙运动对孔教理想国的利用，只限于开明君主的前提下。它体现着启蒙早期改良主义的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一旦这种理想转向立宪与共和时，孔教乌托邦便会被启蒙运动抛弃。 君主专制被西方颠覆的观念因素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展示了美好的理想世界，而在晚年的《法律篇》中怀着深深的忧虑承认了严酷的现实； 他试图为不幸的人类社会设计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那就是法制国家。与其将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交付给野兽性情的君主或暴民，不如建立一个法律至上的政府，君主与百姓都服从法律的统治。 用不变的、至高无上的法律的权力限制一切可能泛滥和被利用的其它权力，因为如果不能用权力限制权力，谁都是不可靠的，无论国王、哲学家还是人民。 这就是《法律篇》所谓“第二等最好的国家”。在实际可操作的国家政治中，这更可能是真正最好的国家了。 “停滞的帝国” 西方进步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的中国历史形象在启蒙运动中期发生彻底的颠倒，肯定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形象，转变为否定的历史停滞的野蛮或半野蛮形象。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西方现代历史观念的变化，进步神话开始主导历史叙事。 既然历史是民族与国家的存在方式，进步是绝对的，那么，停滞在过去的东方、中国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完全不合理的存在，西方文明征服它、消灭它，也就成为合理、正义、必然的行动。 “东方专制帝国” 西方自由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 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起源于西方古典哲学与政治学，完成于现代性思想体系。确定东方专制主义政体特性的理论，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地理环境，二是经济形式，三是文化精神。 建构专制的中国目的是要确证西方的民主与自由。 “野蛮的帝国” 西方文明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 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性认同基础上，开始重建世界观念秩序，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被重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