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终结”走向“社区重建”——以福建省F市为例思考农民进城所带来的变化.docVIP

“村落终结”与“社区重建” ——以福建省F市为例思考农民进城所带来的变化 高燕，郑丽香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山区村落的大量村民外迁，而临近的小城镇则成为进城农民重新安家之地。本文以闽东F市官洋村和F市某进城农民集中居住区——天阳村为例，分析90年代以来人口的大量外流对迁出地和迁入地所带来的影响。农民工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统筹城乡发展妥善解决进城农民所带来的变化及其城市化问题。 关键词：农民；进城；“村落终结”；社区重建 乡村与城市原本是两个在经济结构、人口密度、规模大小、组织特征、文化模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相对独立的社区，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山区村落的大量村民外迁，而就近的小城镇则成为进城农民重新安家之地，模糊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中国传统村落原本是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套自身运行机制的共同体。在外界的力量尚未影响之时，村落人们的生活是安逸的、朴实的，给人以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感觉。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村落原有的平衡，撼动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命运。一直以来，关注、研究村落的生存、转型、变迁以及前景是社会学家的使命。近年来，我国的村落正在发生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从1985年至2005 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村落数量在锐减，就自然村在1985年约有365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300万左右，即平均每天减少约89个村落。学术界对村落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传统村落变迁的研究逐年增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李培林和他的博士蓝宇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做的关于村落终结的研究，代表作为《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和《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证研究》，“城中村”、“终结”，成了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周围村落变化的核心词。他们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临近大城市的村落，经济较为发达，这些村落凭借与城市的紧密联系，快速实现了向城市社区的发展。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关注那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农民外出以后对村落的影响，是否一些村落也在走向“终结”？同时，这些外出农民又给作为迁入地的小城镇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如何？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选取了闽东F市一个山区村落官洋村和F市某进城农民集中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该村落自90年代以来的人们的离开村庄现象看到了村落的走向“终结”的趋向，以及这些进城农民在就近小城镇中的生活状态，思考他们在F市重建了一个怎样的“社区”。 1 官洋村90年代以来的变化及走势 1.1 官洋村简况 官洋村位于福建省F市东部，为F市城阳乡第一大行政村，距市区20公里。村中只有一条70年代由村民自费修筑的城河公路与外界相通，并与邻村连接起来。官洋村始祖宋朝时从福州长乐迁居至此已有700多年。改革开放后，全村人口2226人，承包地2600多亩，山地和林地大约有3万多亩。辖4个自然村（官洋上村、官洋下村、郑洋村和雷柏洋村），12个村民小组。村民以郑姓为主，超过总人口的75%，其余为孙姓。其中官洋上村和官洋下村两个村规模最大，占官洋村总人口90%以上。官洋村地形相对比较闭塞，四面环山，像个盆地。村民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为水稻和蔬菜，部分茶叶和太子参。由于地理位置偏僻，90年代中后期，该地区才开始真正受到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影响。村中人口开始大量外流，至今该村只剩约400多人，不到原人口的20%，而且多为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这对村落社会结构造成很大冲击，也引起村落的其他方面的变化。 1.2村民外出导致村落发生变化 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村落外面世界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大，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致使大部分村民都生出了外迁的动机，他们也这么行动了。官洋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村民走了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只留下一些离开村庄无法生存的中老年。村民的离开，对村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村落的物质环境和村民的生产生活，对村落的文化领域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离开的和留下的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弱化，这一切使得原本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开始逐渐解体。 1.2.1.半数以上的村民离开村庄 90年代以来，全村约有1600多村民离开村庄，占村庄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离开村庄的时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90年代中后期、2003年前后和2009年前后。在这三个阶段，离开村庄的村民有共性，但每一个阶段离开村庄的人数、离开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差异。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离开村庄的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能力较强的中青年，是村里的主要劳动力，其中一些人文化知识水平较高，他们基本上都是举家离开的；部分离开村庄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