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困境及其出路——以“行唐案件”为视角.pdfVIP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困境及其出路 ——以“行唐案件”为视角 刘长秋(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我国刑事立法者在刑事法治领域中引入罪刑法定原则的用意在于帮助 刑法实现防治犯罪及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然而，由于罪刑法定原则自身所包含的僵 化性，使得这一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运作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行唐案件” 最终并不令人满意的处理结果即反映了这一点．罪刑法定原则应在我国继续被保留， 但应当采取相应对策以弥补其过于僵化性所显现出的不足．为此，需要增强我国刑事 立法的质量，并将罪刑法定定位为相对的罪刑法定．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 困境 出路行唐案件 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践性，法律在其适用中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与功能，而且 推动了自我的完善与发展。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在法的适用中经常会发生法 律文本与现实生活相断裂的情况，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运作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 点。罪刑法定原则是20世纪末以来被引入我国刑事法治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最 初的目的意在帮助我国刑法实现防治犯罪及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立法者的这种良好愿望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却都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层 出不穷的各类新型犯罪便成为该原则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本文拟以近来为很多媒体所 报道的“行唐案件中的刑事责任问题为视角，就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目前所面临的困 境及其出路浅作研究。 一、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 刑罚，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罪刑法定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 12——13世纪印度的《曼那瓦——达玛——萨斯特拉法典》(人类法典)的序言中就 有“王放任有罪的人，与处罚无辜，同是不平等、不公平的事，因为不公平的痛苦是 60 载之于法律的。……王不能以行为后的法律去决定该行为的合法与否”的记载，。这 作为明显的禁止事后法的思想，是罪刑法定灵感的最初闪现。而在古罗马时期也曾有 “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罪刑法定原则不应仅 囿于表面文字上的理解，即单纯的罪与刑的法典化，它有着更深远、丰富的内涵。因 此，以上这种种规定，仅仅是罪刑法定原则思想的火花在历史上微弱的闪光而已，而 远非罪刑法定原则本身。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正式立法渊源，最早始于1215年的英 国《自由大宪章》，该《宪章》第39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规则依法判决或遵照 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 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规定奠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的基本思想，被 认为是近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早体现。而罪刑法定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则是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司法专横的产物。十七、十八世纪，一批近代资产阶级启 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国家实行罪刑擅断、肆意践踏人权的黑暗司法制度，提出了罪 刑法定思想，洛克、贝卡利亚和费尔巴哈就是典型代表。贝卡利亚极力主张罪刑法定 主义j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出法律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 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另一种刑罚。”。费尔巴哈则将罪刑法定主义深化为三项基本原则， 即无法律则无刑罚、无犯罪则无刑罚、无法律规定的刑法则无犯罪。o经过资产阶级 革命的洗礼，罪刑法定成为一种观念和思想在欧美各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1789年 法国《人权宣言》中，罪刑法定这一原则首次被法定化和神圣化，继而在欧洲大陆显 出勃勃生机，也远涉重洋在其他国家立稳脚根，成为许多国家刑法的共同原则。。不 仅如此，罪刑法定原则还成为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都对罪刑法 定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极其丰硕。而关于罪刑 法定原则的认识和理解，人们的通常观念是，“司法机关定罪判刑必须以行为时已生 效的刑法有明文规定为限，公民只要不做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就不必担心受到刑罚 。解春、廖军：‘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及本质含义》，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o田文昌、陈平：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现状与展望》，‘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 o参见肖扬：‘中国新刑法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