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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立法之探究 张爱艳’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摘要：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死亡标准即心肺功能完全丧失已适应不了科学发 展和社会的需要，由此产生了脑死亡标准。虽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但脑死亡标准的科学合理性毋 庸置疑。脑死亡立法尽管存在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但其法律意义重大．我们应在借鉴台湾、香 港地区和国外立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脑死亡的概念、基本原则、法律对死亡 标准的态度、具体的诊断标准、执行及管理程序以及医生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关键词：脑死亡；二元死亡标准；植物人；器官移植 现代医学的发展表明，人的死亡并不是瞬间来临的事情，而是一个连续进展的物质过程，其 本身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体来说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脑死亡，表现为没有脑 电波活动，没有自主呼吸，没有反射，生命也完全没有再逆转的可能性。第二个层次为临床死亡， 其标志为心跳停搏，呼吸停止。第三个层次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心跳停止24小时之后，身体 的细胞就全部死亡了。传统观念采纳的夕匕亡判定标准所确定的是第二二层次意义上的死亡。 从上个世纪开始，传统的死亡标准在实践应用中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 可以使呼吸在人工呼吸机的作用下维持，还可以通过器官移植使人“死而复生”，所有这一切使传 统的死亡判定标准受到了挑战。于是脑死亡作为人体死亡的判定标准应运而生。应当说，从心肺 死亡概念过渡到脑死亡概念，是生命中枢问题上的一次重要的范式变化。但是自此以后，有关脑 死亡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因为按照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所谓的“临床死亡期”持续的时间为零。 当一个人的心脏还在跳动时，医生也许已为他下了“死亡判决书”，或者已从他的身上摘取了鲜活 的脏器，这为传统的观念和伦理所不容。下面笔者就脑死亡立法的必要性、制约因素及立法构想 作一探讨。 一、脑死亡立法的必要性 (一)脑死亡立法是实施脑死亡标准的法律依据 脑死亡是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了人类对于死亡本质认识上的进步。心脏是生 命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却是可替代的，而人的脑细胞和脑组织在数量和结构上具有不可再 生性，一旦全脑机能丧失，则死亡就是不可逆转的。就目前医疗技术来看，脑组织没有移植或替 代的可能。由此可见，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是脑与心脏区别的关键，体现了二者在人的生命 存在中的不同地位。从死亡角度认识到脑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不可替代性和至上的意义，是人类 自我认识上的一大进步，而实施脑死亡标准，正是这种进步的直接体现。 需注意的是，2004年5月在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上通过的《脑死亡判定 标准(成人)》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只是判定脑死亡的医学标准。纯粹的医学标准虽然也对 脑死亡的判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在法律没有明文认可脑死亡的情 况下，其合法性也是存在疑问的。为此，有必要进行立法，使脑死亡的实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脑死亡立法有助于相关法律的准确实施 1．死亡标准对刑法适用的影响 明确规定了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罪状和法定刑。选择 本文已发表于《科技与法律》2009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爱艳(1972一)，山东潍坊人，医学学士(山东医科大学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法学学士、硕士，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2007级升3法学博士研究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生命法学研究． 162 不同的死亡判定标准将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不仅影响剑罪与非罪的区别，还对此罪与彼罪的划 分具有重火意义。例如，某甲误将毒液注入某乙脑部导致其脑死亡，但乙的心跳和呼吸并未冈此 而立刻停止，如果采用传统的心肺死亡标准，则甲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若采用脑夕匕亡标准则可 能构成过失致入死亡罪。 2．死亡标准对民法适用的影响 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原冈之一。我国《民法》规定：公民的民事权 利始下出生、终于死亡。由于死亡界限标准不统一，确定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由此引起一系列民 事纠纷。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所论述的：“死亡之有无，与时期如何，较之出生之有无与 时期，更为重要，与下列各问题相关联：即(1)继承上各问题，(2)遗嘱发生效力之有无及时期，